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古典学
作者：杨国荣
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举行之际，习近平主席发来意旨深远的贺信，对古典学的衍化方向作了高屋建瓴的定位，并从世界文明演进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发展古典学的意义。
历史地看，中国与西方已以不同方式形成了自身的古典学。就较广的视域而言，这里涉及西方的经典学与中国的经典之学或经学、现代古典学之间的关系，其具体侧重则有所不同。西方的经典学（classics）源于古希腊，在传统视域中，主要与《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等文学作品相关，以文献、语言、语文（philology）等为内容。在这一视域中，经典学主要意在给人们提供某种人文训练。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学尽管也包含某些价值内容，但并不以此为主要指向，可以看作“狭义的经典学”（classics in the narrow sense）。后来，经典学内涵逐渐扩展，将哲学、宗教等内容也包含在内，这种扩展的经典学可以被视为“广义的经典学”（classics in the broad sense）。除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文献以外，《圣经》也在实质上成为经典学的文本。与之相应，广义的经典学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具有实证意义的传统文献学，这一层面的经典学与狭义的经典学一致；其二，价值内容，包括《圣经》等文献包含的意识形态意蕴。由此，广义的经典学也呈现更宽泛、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经学（classics of Confucianism或Confucian classics）或经典之学一开始就不限于文献或文学，《诗经》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在经学视域中，其价值之一体现于“思无邪”；其他经典如《尚书》、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周易》等，同样既有文献意义，也有价值内涵。就此而言，中国的经典之学与西方广义的经典学具有相通性。现代古典学已获得学科形态，可以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经典学，它关乎古今之变，其内容近于广义的经典学，但同时更侧重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影响。
大致说来，西方的经典学与中国传统的相关学术包括两重内容。其一是文本层面的考察，它关乎不同文献的研究，需要运用训诂、校勘等带有实证性的方法。其二是从义理层面的经典学切入并理解文本，后者包含意识形态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广义的经典学中的神学内容便涉及这一方面。同样，中国传统的经典之学或经学，也关乎王权的政治观念。现代的古典学作为传统学术的发展，既与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相关，又具有价值的内涵。这一意义上的古典学与文明衍化和文明互鉴相关，不仅以现实生活的规范为指向，而且注重不同文化传统中经典之间的相互比较、借鉴，具有深沉的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学与今天方兴未艾的文明研究是相互关联的。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特别指出，应“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并勉励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文明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也可以说，人类文明就是人类文化创造成果的总和。以上视域中的文明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重规定。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之维首先涉及中国文化所论的“文野之别”与“人禽之辨”。中国人很早就关注“文野之别”，“文”即文明化，“野”则指前文明化的自然状态。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文野之别”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从自然状态走出，进入文明化的形态，后者也是“文野之别”内含的价值意义。以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为视域，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过程表现为从本然存在到现实世界的过程。“本然存在”即人的知行活动尚未参与其中的存在状态；“现实世界”则是人通过自身对外部存在的作用而构建起来的世界，其中包含着人的参与过程，而人本身也内在于这一世界之中。就以上方面（“文野之别”）而言，文明意味着从本然世界进入现实世界。
“人禽之辨”系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在文明讨论中的另一重要论题，其实质在于解决“何为人”的问题，亦即把握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里的“几希”即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以上说法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于指出人与自然对象差异之所在。“人禽之辨”包含价值取向上的观念，也是我们讨论文明形态时所要关注的问题。如果说“文野之别”着重于价值创造，强调人是通过自身的文化创造活动而构建超越于自然状态的现实存在，那么，“人禽之辨”则更多着眼于价值取向，肯定人的存在之中沉淀着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仁义等价值品格。从而，就人与其他对象的区别而言，文明的特征在总体上体现于人的价值创造活动以及人的价值取向。作为当今价值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也以文明的普遍性为基础。
除了普遍性规定之外，文明还具有特殊性。文明具有的普遍性品格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可能，而文明的特殊性蕴含多样性和差异性，使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借鉴成为必要。仅仅强调普遍性，容易导向独断论，单纯突出文明特殊性，则常常导向相对主义和排他主义。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文明互鉴古已有之。从历史角度来说，这种互鉴既体现于物质层面，也展开于文化观念之域。对文明互鉴的考察，进一步引向文明互动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的互补和相互影响既是保持和发扬自身优势的重要方面，也意味着每一种文明都需要学习其他文明的长处，以克服自身的不足。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和人类发展具有内在关联。“文明互鉴”的重点在于分析比较、把握同异；“文明互动”则以相互作用为基本含义，其特点关乎实际活动。不同文明之间既需要在观念上相互参照，也需要在动态变革的层面上相互作用。不同文明之间的作用构成了现代古典学研究的前提，而古典学本身则离不开对以上关系的深入理解。
无论是传统的西方古典学还是中国的相关学术，今天都面临着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仅仅停留于文献的考证显然是不够的，研究过程应当进一步从思想层面理解古代的经典。以中国传统的经典研究而言，首先确实需要注重、承继其实证性的研究面向，通常所说的训诂、考证以及校勘等具有实证性的内容，与近代科学有相近之处，这一方面无疑应当加以延续，并将其作为值得珍视的传统遗产来继承。从价值内容来说，则需要具体分析。以往的经典研究一方面包括普遍的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也具有历史的限定或历史的品格。从普遍方面来说，传统的经典研究中包含着对社会生活的规定和阐释，如人们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如何在社会中生存、怎样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等。历史上，儒家提出并阐发了以仁道为内涵的仁学思想，而仁道观念则以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为核心。这一类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在今天依然具有引导意义。
要言之，古典学的研究建立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之上，我们既应注重对各种形态的经典之学内涵的深入考察，提供具有积累意义和建设性的成果，推动相关学科发展，也需关注不同学术传统的比较研究，汲取多样的智慧和思想资源，以此丰富广义上的古典学内涵。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以古典学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作者：梁中和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思想界存在着一些复杂的声音，其中西方文明衰落论和文明冲突论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际话语环境和国际合作的良好氛围。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为我们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古典学在反驳这些错误理论以及在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关键价值。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表达了对古典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古典学作为研究古代经典文化、思想和社会的学科领域，承载着人类智慧的结晶。贺信中对古典学的关注，意味着从国际文化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这些古老智慧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古典学研究的内容涵盖了不同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窗口。通过对古典学的深入研究，可以挖掘出各个文明在早期形成过程中的共同追求和价值理念，这为我们打破文明隔阂提供了可能。
贺信也为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文化交流不应受到西方文明衰落论和文明冲突论的干扰。古典学研究可以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因为它涉及全球各个古老文明的研究。各国学者通过共同研究古典学，可以在尊重彼此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增进相互了解。这种交流与合作是基于对人类共同历史文化的尊重，而不是基于冲突和对抗，从而推动国际文化关系朝着更加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与全世界有志之士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破除西方文明衰落论和文明冲突论
自从斯宾格勒提出西方文明衰落论后，它在西方思想界和民间一直有一定市场。部分学者从西方近代以来面临的社会问题、经济危机、政治极化等现象出发，片面地认为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正在走向衰落。这种观点的狭隘之处在于，它仅仅从西方自身的短期发展困境来评判整个文明的发展趋势。西方文明在历史上曾取得辉煌的成就，在科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曾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然而，以当下困境而仓促定论其衰落是忽视文明发展的动态性和适应性的体现。此外，这种论调往往带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残留意识，是在自身发展遇到问题时的一种过度焦虑和不客观的判断。
看似矛盾而实则犯了同样错误的是文明冲突论。自从亨廷顿提出这个理论以来就争议不断，目前逆全球化潜流兴起之时更是找到不少新近的拥趸。文明冲突论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夸大为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理论认为，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对抗。例如，它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东亚文明与西方文明等之间的差异视为潜在的战争导火索。这种观点严重误导了国际关系的实践，加剧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误解和对立。它忽略了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之间长期存在的和平共处、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一面，并且为一些霸权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了错误的理论依据，使得地区局势更加紧张，破坏了全球合作的大环境。因此，我们必须破除西方文明衰落论和文明冲突论。
古典学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作用
古典学研究通过对不同文明的古代经典的解读，能够清晰地展现各个文明在发展初期的共性和差异。例如，在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思想中，都有对人类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的思考。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探讨的四种主要德性，与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在内涵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寻找人类共生的依据和愿景。然而，二者在实现途径和具体内涵上又存在差异。通过古典学研究的对比分析，可以让不同文明的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彼此，避免因无知而产生的误解和偏见。
古典学作为一门跨越不同文明界限的学科，为文明之间的交流搭建了桥梁。世界各国的古典学学者可以围绕古代文明研究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国际合作项目等。比如，国际上对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分享与讨论。在这些交流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学者带来了各自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学、考古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知识，促进了知识的共享和思想的碰撞。这种交流不局限于学术层面，还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影响，激发普通民众对其他文明的兴趣和理解，从而在民间层面为文明交流互鉴创造良好的氛围。
同时，古典学研究有助于对各个文明的古代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与创新。每一个古老文明都有独特的文化遗产，如文学、艺术、建筑等。古典学研究可以深入挖掘这些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使其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同时，在与其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又可以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创新和发展。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新发掘和创新，为欧洲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上对柏拉图《会饮》的每次学习热潮和重新解读都伴随着文明交流的大趋势。这种在古典学研究推动下的传承与创新，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使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古典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关键价值
古典学研究有助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人类早期文明的经典中，存在着许多跨越时空和地域的价值观念，如和平、正义、公平、善良等。这些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通过古典学的研究和传播，可以让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认识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我们一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种对共同价值的认同能够超越文明的差异，将人类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等。
古典学的学习和研究可以培养全球意识和包容精神。当人们深入研究不同文明的古典文化时，会逐渐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观念。了解到世界上其他文明的辉煌成就和独特价值后，人们会更加尊重文化多样性，以更加包容的心态看待世界。这种全球意识和包容精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需的。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全球意识和包容精神的人们更愿意寻求国际合作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陷入对抗和冲突，从而推动人类朝着共同繁荣、和谐共处的目标前进。
古典学在国际教育领域有着独特的作用。国际教育可以围绕古典学研究展开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如学生交换项目、联合培养计划等。在这些过程中，培养出具有跨文化理解能力和古典学素养的国际人才。这些人才在国际事务、文化交流、国际组织等各个领域发挥作用，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古典学学习中获得的对不同文明的深刻理解，更好地协调国际间关系，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总之，西方文明衰落论和文明冲突论是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国际合作趋势的错误理论。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为我们提供了应对这些错误理论的智慧指引。古典学在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深入研究古典学，我们可以揭示文明的共性和差异、搭建文明交流的桥梁、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同时还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培养全球意识和包容精神并推动国际教育合作与人才培养。在未来的国际发展中，我们要以古典学为依托，打破文明隔阂，抵制错误理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人类文明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不断前进，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发展。我们要以古典学为钥匙，开启文明交流互鉴之门，铸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根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书写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四川大学西方古典哲学研究所所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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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