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的知识和精神
作者：徐兴无
2024年11月6—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文化名家、青年代表和媒体人士就古典文明的精神、古代经典研究、古典学与文明互鉴、古典学与人类未来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如何建构中国的古典学这个21世纪以来学术界关注的时代课题，因此有必要梳理中国古典学的学术内涵和实践过程，提炼中国古典学的精神传统和共同的学术理念。
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基础与学术自觉
如果我们追问何谓“中国古典学”？它的学科基础是什么？学术界至少有以下四种回应的声音。
第一，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这是西方在研究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学问，也是西方人文教育的重要构成。自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古典学逐渐成为一门涉及历史、哲学、考古、文学艺术的综合性学术。它是中国古典学的名称借鉴和学术参照。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就评价乾嘉学术是“科学的古典学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填补我国世界史学科古典文明研究的空白，西方古典学受到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等学者关注，构建“中西古典学”的主张也由林志纯等提出。进入21世纪以来，以刘小枫、甘阳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积极提倡引进古典学的理念，建构中国古典学。他们的学科背景涉及西方哲学、史学、古典学等，但皆着眼于“人格培养和文明复兴”的目标，或主张“经由古典学术通达古典精神”，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自觉性和跨学科特征。经过文献整理、学科建设以及在高校开展博雅通识教育等实践，古典学“经历了从自发运动到学院化建设的转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于2010年成立，至今已经举办十一届年会。自2000年起，包括中西古典学研究成果的“经典与解释”“经典与解释丛编”“古典与文明丛书”“西方古典学研究”等丛书不断出版，形成了“古典学热”。
第二，国学。这是20世纪初从近代日本学术中借鉴的概念，与之相应的还有“国粹”“国故”“中学”等概念。与现代学术分科治学不同，国学以中国全部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为研究对象。和古典学一样，国学也是文化自觉的产物，其兴起的背景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政治和文化危机。因此，国学一方面借鉴西学，欲使传统学术现代化；另一方面欲保持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性，以挽救文化危机。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再度面临古今中西的文化争论，出现了“文化热”现象。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呼吁加强中国文化的研究，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至20世纪90年代，国学随之再度复兴，形成了“国学热”。尽管国学在社会生活层面形态各异，但就学术层面而言，国学名称显示出的国家和民族本位色彩，使其学术内涵和外延的边界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张岱年将“国”定义为地域和民族，国学就不再限于过去时代的学术；季羡林又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其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他们将政治实体的“国”转变成“文化共同体”，赋予国学以现代性。随着“古典学热”的兴起，国学发生了古典学的转向。刘小枫认为，“如果以‘古典学’来命名中国的传统学术，不仅可避免名称沟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得以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朱汉民认为，“‘国学’其实就是‘中国古典学’”，后者符合“文化共享、知识共用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本着“大国学观”的理念，有高校的国学院也成立了古典学学院，“致力于古典学视野下的‘大国学’研究，建设‘国学—古典学’特色学科和人才培养模式”。
第三，经学。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六经之学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学术，也是现代国学和文献学的核心领域。但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国学已被分解为文史哲等学科。就经典的整理与研究而言，经学与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之学最为接近，美国汉学家韩大伟甚至主张将德国维拉莫威兹的《古典学的历史》译为《经学史》。经学不仅具有文献体系的主体性，更是中国古典学术特别是解释学的典范，所以，经学中的礼学和义疏学也是当下中国古典学比较关注的领域。由于认识到经学与西方古典学都面临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有学者主张注重阐释文明的观念和思想。比如，景海峰指出，“古典观念的塑造”对延续文明模式具有持久性的意义。杨国荣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经学与今天方兴未艾的文明研究也相互关联”。
第四，古文献学。它既是整理研究古代文献的学问，也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学术基础，因而被视为没有歧义的“中国古典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的大批涌现深化了对先秦典籍文化的认识，于是这个学科提出了“重建古典学”的主张。裘锡圭认为，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过时的传统古典学，也不能接受那种疑古过了头的古典学，必须进行古典学的重建。”在研究路径上，黄德宽提出“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基本任务”，“从‘文字’‘文本’和‘文化’等维度入手开展综合性整体研究”。相较于古典学、国学和经学，古文献学在国家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中具备“合法”的身份。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史两个一级学科分别设有“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尽管它们至今都没有合并为一个名为“古文献学”的学科，但是教育部设有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指导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古文献学已在尝试整合相关学科，建构跨学科平台，比如有高校的中文系就将中国古典语文学、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建构方向。
综论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典学”的时代已经到来。借鉴西方古典学来建构中国古典学的实践，开启了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自觉，经学、国学、古文献学等学科都开始认同“中国古典学”的概念，只是对其内涵和建构方式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从古代学术中寻求中国古典学的历史根脉
既然诸多学术领域都形成了建构中国古典学的自觉，那就需要确立共同的学术理念，对文明进行整体研究的意识。维拉莫威兹认为，古典学的性质可以根据古典学的主题来定义，“从它存在的每一个方面来看，都是对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该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将古典学划分为一些独立的学科，“这只是人类对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种折中办法，但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这种分门别类窒息了专家心中的整体意识”。可见整体意识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可以被不同的学术领域所共享。
除了借鉴西方古典学，还应该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寻求中国古典学的根据。“典”与礼、法、经、常等概念相关，所谓“典以志经”（《左传·昭公十五年》）。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古典”二字，既可指古代的典籍，也可指古代的文化典范。和西方古典学一样，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文明，也应该是作为人类精神起源的“轴心文明”。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中国、印度和西方皆发生人类精神的质变，人类的早期经典都产生于这个时代。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但带有整体性、持久性、典范性、理想性等特点，是“放大了的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范围。在中国的“轴心时代”，崇尚古典文明的文化意识已经形成。春秋时期，君子们已经“讲聚三代之典礼”（《国语·周语中》）。夏商周“三代典礼”代表的华夏文明，就是早期中国的“古典”，也是后世的文明理想。
中国的古典学，起源于孔子对“三代典礼”的研究。孔子认为，文明的载体是典籍礼制和能够秉持典礼的贤人，故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他也称夏礼、殷礼为夏道、殷道（《礼记·礼运》）。孔子还认为文明的发展必须经过“损益”，即继承与变革，故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总之，在礼乐文明崩溃的时代，孔子整理六经并不是纯粹的文献学工作，而是要从中寻求整个人类文明的精神和发展方向。
汉代经学正是由此入手，通过对《春秋》的阐发，确立了汉代“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汉书·董仲舒传》）的政治和文教方略，为秦汉郡县制度赋予了古典文明的内涵和精神。如果说中国的古典学起源于孔子，则孔子和儒家整理的六经构成了古典学的知识内核，而他们对文明意义的阐释以及个人对文化使命的承担，构成了中国古典学的精神内核。这是现代中国古典学应该继承的学术传统。
“数”与“义”：中国古典学的途径与旨归
钱基博在讨论国学时，曾引述《荀子·劝学》所言“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加以发挥。他将偏重于“数”者定义为古典主义，偏重于“义”者定义为人文主义，前者“考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后者“究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当“以古典主义为途径，而亦以人文主义为归宿”，因为国学就是“国性之自觉”，唯有人文主义可以启发“国性之自觉”，进而能够“尽性”。所谓“国性的自觉”，其实就是文化的自觉，尽管国学的研究领域与中国古典学不尽相同，但其阐明的知识与思想的辩证关系，对我们建构现代中国古典学很有启发。
中国古典学当然要致力于“发现”，通过开拓知识领域、更新学术方法来实现“数”的丰富。古典知识是关于文明源头的知识，“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孟子·离娄》）。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典籍文献和文物遗存等古代文明遗产，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形成了许多独到的治学方法，但其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应该永远是开放、跨学科、无止境的。正如莫利所言：“许多学科的研究大体上都遵循一种单一范式，有一套共同接受的流程和方法论。古典研究却是一个关于不同范式、路径和方法论之间的创造性碰撞的故事。”梁启超在阐述如何“整理国故”时，就强调运用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多种科学方法，以求真、求博、求通为标准。当今的文明研究方法以及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已经大大超越了前人，比如考古学的科学发掘能够保持出土文献更多的文化信息和历史语境，更新了古典文献的研究方法。
除了发现知识，发明义理、精神、价值才能让古典文明的精神实现当代转化和创新。这可能是当下中国古典学最迫切的工作。布罗代尔说：“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古典”的历史经验和概念是不断被研究、阐释出来的。这个工作不仅要借鉴、学习西方学术的理论，而且要梳理中国古代的解释传统，比如先秦儒家的“取义”、汉儒的“假经立谊”（《汉书》），都是发明义理的方法。儒家精于三代礼制之学，但更重视其中的大义。《礼记·礼运》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如果将“礼”视作中国古典文明的形式，当我们明了其中的内涵和意义，即使没有古典文明提供的范式，我们也可根据“义”创造出新的范式。
总之，建构中国古典学的实践应该是“多元一统”的格局。所谓“多元”是指知识领域与治学方法的多元；所谓“一统”，是统一在“中国古典学”的理念和实践之中。中国古典学可以综合不同的学术来构建，也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学术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但必须是带有超越性的那个部分。
（作者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教授）
我们为何需要中国古典学
作者：程苏东
18世纪后期，在启蒙运动的持续影响和欧洲大学制度的不断变革中，文学、历史、哲学等古老的学问终于蜕变为具有现代学术范式的新兴学科。不过，就在民族语言文学、国别史等新兴专业兴起的同时，仍有一门以古希腊、古罗马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等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问在欧美大学传习，那就是“古典学”。这门诞生于18世纪末的学问同样是近代学术风气激荡下的产物，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中世纪以来欧洲文明的差异性和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高度兴趣催生的既古老又现代的学问，而其发展过程始终受到现代语言学、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方法的影响。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几代学者的努力，古典学在中国逐渐得以建立，尤其在最近十余年进入本土化的深层发展阶段，出现了与传统“古典学”相对应的“中国古典学”。一些高校设置了跨学科的“中国古典学”学科方向，多次举办“中国古典学”学术会议，以“中国古典学”命名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中国古典学”学术路径的提出，反映出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范式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面临的困境，是在对中国本土知识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之间的张力进行深入反思后重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尝试。
单一学科研究视野的局限性
20世纪初，中国大学的科系设置和学生培养模式试图按照西方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等现代学科的标准，从中国传统知识资源中提取出不同的知识区块，再以各自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对相关区块进行研究。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例。作为学科和方法的“中国文学史”本质上是一个舶来品，是在欧洲民族文学史编纂风潮和大学文学学科体制的影响下形成的新型研究和书写方法，其所谓“文学”（literature）根植于18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观，韦勒克将其核心概括为“审美化”和“民族化”。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所谓“纯文学”观念最终成为主导中国现代大学文学课程的主流观念。
百余年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认识，究其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是对神话、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文体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1912）则以元曲为“一代之文学”，曾经不登大雅之堂的“奇书”“野史”一变而成为“名著”“经典”，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二，是对文学与经济、政治、地理、科技等外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了深刻认识，文学研究从一种感悟、体验式的个人爱好转变为注重系统性、学理性的专业工作。120年来，数千种通代、断代、分体、主题、地域文学史持续涌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当然，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其在方法、视野层面的局限也不断暴露。文学史强调历史的连贯性和因果关系，而我们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残缺、零乱的断简残篇，经历过难以想象的、充满各种偶然性的传播过程，基于这种文献现实的文学史研究具有多大的可信度，早就引起学术界的质疑。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来说，问题尤为复杂。
首先，中国本土“文学”观念与literature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既表现在文体层面，也表现在观念层面。基于欧洲文学发展历程，西方学者认为，“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如果以此为标准，中国文学将不得不成为一种既“晚熟”又“跛脚”的文学。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就曾为汉语文学何以缺乏长篇“史诗”而深感焦虑。正是为了消除这种焦虑，朱光潜先生提出中国文学的“表现”传统，将其与西方文学的“再现”传统相对应；旅居海外的陈世骧、高友工等则以“抒情传统”标举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尽管无论“表现”还是“抒情”，其理论渊源仍来自欧洲文学传统。至于观念层面，中国古典诗文强调载道与征实，而西方近代文学观强调抒情性和虚构性，基于后者的文学史观无疑会对中国本土文学传统造成一定的遮蔽与扭曲。
其次，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大量概念均由中、日学者从西方翻译而来，部分概念使用了汉语中已有的名词，但其内涵已有所差异，比如“作者”与author、“寓言”与fable、“小说”与novel、“讽喻”与allegory、“抒情”与lyric等，这也造成我们对中国文学史认识的若干误区。
最后，在以“文学”这一现代学科范式对接传统四部之学时，研究者的视域往往被限定在所谓“集部之学”或“辞章之学”的范围中，而中国古典诗文传统，也包括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均与经史之学关系密切，研究者知识领域的自我设限难免造成中国文学研究中若干重要的概念、现象成为“无源之水”。四部文献都被从他们曾经生长的土壤中拦腰截断，在不同学科的解剖台上接受新的命运。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及其原有结构被彻底分解，毛亨、郑玄、孔颖达、朱熹这些曾经和《诗经》密不可分的名字在中文系的《诗经》课上几乎绝迹，而中文系的“王安石”和历史系、哲学系的“王安石”也都仅仅成为“王安石”的一个侧影。至于那些不幸落在现代学科范围之外的文献，无论它们曾经具有何等的经典性，都被扫入历史的尘埃。《公羊传》《穀梁传》《仪礼》《周礼》等典籍和大量的传记注疏由此成为现代学术的“弃子”。
古典学为学术提供新的研究向度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来说，是不是可以放弃现有学科范式，重新回到传统“四部之学”的格局呢？事实上，学术界不乏这样的尝试，其中成就最大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学研究的复兴。在“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鼓舞之下，学界重新认识到经部文献的重要价值，大量人文学者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基础文献整理、经典文献阐发、经学发展历史梳理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只是由于缺乏学科体制的支撑，相关学者只能以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学术史、思想史等名义在文史哲科系中勉强寻得生存空间，不仅在发表、立项等现实层面面临重重限制，在学理层面也存在不少混乱。为了学科的健康发展，不少学者主张设置“经学”学科，使其获得更充分的发展空间。
不过，传统经学家多强调“治经之学”和其他学问有所不同，其在立场上强调以维护文本的可信性和权威性为前提，即便是宋以来出现的“疑经”传统，也是以维系圣人的权威性为前提。无论“废序”还是“尊序”，“佞汉”还是“佞宋”，在“尊经”“崇圣”的问题上则别无二致。在传统社会，这种学问对于世道人心的维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个经历过启蒙、理性洗涤的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可能再基于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信仰来阅读、研究这些经典。如同陈壁生所指出的，传统经学早已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消亡，经学势必要在现代学术范式中找到新的出路。同样，传统的集部之学旨在训练士人的古典诗文鉴赏与写作能力，而在经历白话文运动之后，这样的需求显然难以再成为社会主流；诗话、词话、诗文评、小说评点等表达方式也难为现代学术体系所完全接纳。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传统的“四部之学”已经不可能在一个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学术体系下复活，古代文史研究必然要在传统知识资源和现代学术体系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而“中国古典学”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考量而做出的尝试。
作为一种现代学术，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是传统的“四部之学”，也就是基于中国目录学传统而建立起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因此，中国古典学绝不是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史、中国哲学等现代学科方向的简单叠加，我们需要讨论的也不是唐诗或《红楼梦》是否属于古典学，如果一种知识已经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得到充分而有效的研究，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叠床架屋，再给他戴上一个“中国古典学”的新帽子。
中国古典学处理的应当是现代学科体系无法解决或者是未能充分关注的问题。就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而言，“中国古典学”遵循与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一样的基本范式，包括研究者主观立场的悬置、对于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自觉区分、对于史料真实性的质疑和考据、对于论证的逻辑性要求和方法的规范性等。然而，就研究视野来说，中国古典学不再强调对于研究对象现代学科属性的切分，不再将相关现代学科的立场与方法作为研究前提。恰恰相反，它尊重中国古典文明的自身结构，并试图在这一结构中理解其丰富内涵。在这样的研究中，对于此文明之结构及其内在关系的关注甚至超过对具体个案的关注。因此，不仅经部文献会在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传统的史、子、集部文献也将在“中国古典学”的视域中获得新的研究向度。我们的问题将不仅仅是汉魏文人诗发展的原因和成就，而是“诗人”“作者”“缘情”这些概念最初如何在经学阐释中得以建构，又如何促成了汉魏士人诗文写作的新变；不仅仅是韩柳古文的风格特征抑或儒学思想，而是作为一个唐代士大夫的韩愈为何要选择“古文”这种文体形式来复兴其儒学理想。
不必讳言，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式离不开西方古典学的影响，但基于中西古典知识体系的自身差异，中国古典学的建立更需要基于本土知识传统，在充分发掘自身概念、理论和话语资源的前提下，加强与西方古典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中国古典学的建立并不是要取代文、史、哲、艺等现代学科体系，如何在现有的学科格局中为中国古典学找到一种合理而有效的发展方式，是对学者和学术管理者的考验，也是时代留给当代学人的一张充满挑战的问卷。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11-28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