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承与扬弃中开辟古典学研究新境界

作者：李雪山

　　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意义重大，为我们深化古典文明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南。下面从传承与扬弃、合作与交流、挑战与使命三个维度谈一谈感受和体会。

传承与扬弃

　　西方古典学和中国古典学具有悠久的发展历程，前者是以研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对古希腊罗马文明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综合研究的一门学问。古希腊罗马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深邃的思想，为西方古典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对世界古典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典学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构成有两条主线。一是思想主线：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思想；二是文字主线：由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到春秋战国的大篆、小篆，汉魏的隶书及以后的行书、楷书，这些丰富的思想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夏商周时代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明与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具有不同的特质。两者产生的灿烂文化辐射到了广阔的地域，前者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两种文明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差异之一，是“人本”与“神本”。宗教在西方文明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差异之二，是群体与个体。中国的人文传统，重视礼和中庸在维护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则是以强调个体价值为特征，没有类似中国礼乐制度等制度的约束。差异之三，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前者以“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闻名，礼乐和中庸等思想起着和谐万邦与阶层间润滑的作用；而后者以实验和探索为特征的科学精神著称。但西方古典学和中国古典学有共同的价值观，中西古典思想皆认为，和平、正义、自然和德性等均是重要的价值观。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灵感，构建中西方文明沟通的津梁。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局限性，要有继承，更要有扬弃，这种扬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观点的扬弃。中国古典学应该弥补片面强调群体、忽视个性发展以及科学精神的缺失；西方古典学的“神本”思想以及片面强调个人价值等是其不足。二是传统古典学研究路径和方法的扬弃。西方古典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古典教育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对中国古典学的构建无疑具有启迪意义。中国古典学要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古典学既有的学统和已有成果，但也要在坚持发扬古典研究学术传统基础上扬弃西方古典学研究范畴狭窄的弊端，不能仅限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而要加上埃及学等构建面向世界的古典学；同时中国古典学的构建要摒弃全面向西方古典学习的观念，开拓视野，结合中国元典研究和上古史研究的传统，充分吸纳相关学科的加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典学。笔者认为，两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成果，都有着自身的长处和不足，人类应对其进行理性的反思，加强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以便更好地造福人类。

合作与交流

　　习近平主席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古典学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古代文明，更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理解自身的历史视角，成为促进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此次古典学大会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重量级嘉宾参加，国外学者来自美国、英国、希腊、埃及、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和西南大学等主办分论坛。古典学研究的地域分布于世界各地，各大学均有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特色，需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只有加强古典文明研究的合作与交流，才会大大推动古典学研究的顺利开展。相信通过互相学习，充分挖掘各古典文明的历史文化和经典文本的丰富内涵，以古为鉴，可以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新形态。

　　对于如何加强合作与交流，笔者认为，首先要加强学术研究与国际合作，比如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与世界各国学者共享研究成果，增进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的互学与互补。其次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利用文化展览、艺术表演、影视等多种形式，增进中西文化间的理解和认同。最后是加强中国古典学人才的培养。开设“中国古典学”课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人才，为学科建设与国际化传播提供人才支持。通过上述举措，相信“中国古典学”的建设会日渐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得到进一步弘扬光大，为全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贡献智慧和力量。

挑战与使命

　　百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古典学”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有益探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为全球古典学研究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希望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这给中国古典学研究者增添了巨大的动力，我们深感肩上担子沉重。中国古典学研究如何很好地构建起来，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加快构建中国古典学学科体系。迄今为止，古典学在中国还没有正式归属的学科，研究古典学的学者分散在文、史、哲、法等传统的学科领域。如何建设中国的古典学学科？我们知道，西方古典学有600多年的研究历史和传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发展轨迹和研究目的，而中国古典学研究则有着更加悠久的历史。中国成系统文字的确立年代至少有3300年的历史，演化脉络清晰，字体嬗变从未间断，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春秋时期，孔子整理三代典籍，开启了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先河。从汉代开始，通过对先秦典籍的搜集、整理，中国古代逐步建立起典籍整理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范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典学术传统。因此，笔者同意黄德宽教授的意见，将立足于先秦典籍整理研究而建立起来的学问称为中国古典学。笔者相信，中国古典学的建设在各方的支持下会逐渐建立起一套可行的方案，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正确对待已有中西文明的理念和成果。中国古典学建设首先需要确立自己的核心目标与使命。古典学不仅要扎扎实实地完成文献的整理、校订与解读，还应当深入考察人类古典文明所确立的基本价值观，把传承高尚的文明价值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无论孔子、孟子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和希腊的古代哲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美德为核心的修养标准，他们强调通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来培养习惯、塑造人格，最终成长为道德完善的“君子”。我们应当跟随先哲思考自然与人类、幸福与德性、友爱与正义等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让古典学的价值转化为有益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力量。同时，要打破“文明冲突论”的固有成见，中西方文明相同之处是主流，歧见是支流，不应夸大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都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三是坚持古为今用。古典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经典，但是古典学研究绝非为复古，而是古为今用、返本开新，汲取先贤智慧以解决现实问题。对世界古典文明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古典文明的精神特质、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并促进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弘扬，从而使人们从容面对当今时代面临的新挑战。当今世界，人工智能（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从智能家居到自动驾驶，从医疗诊断到金融风控，可谓一浪接一浪。然而，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系列科技伦理的挑战也应运而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忧虑，如何激活中西方古代文明中的智慧，应对现代世界文明的处境及挑战，可以从博大精深的中西方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

　　古典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它蕴含着丰富的人类文明智慧和成就。在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日渐增多的今天，是时候回到文明的开端汲取经验与智慧，从而更好地面向未来阔步前行。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国古典学建设的新起点

作者：孔德立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习近平主席的贺信，高度肯定了中国与希腊两大古典文明对于人类文明演进作出的奠定性贡献，为学术界深入开展中国古典文明与中国古典学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古代经典支撑古代文明绵延发展

　　就此而言，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当然有传承自身文明的经典系统与解释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根植于中国历史与中国实践，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符合中国历史、回应时代之问，并对未来发展有指导意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明确提出的“中国古典文明”，是对中国古代文明概念的新概括。

　　相对于“古典”概念，中国文献典籍里，更多的说法是“经”或“经典”。在中国古代，经学是指孔子与儒家的经典之学。“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自孔子整理六经，设教弘文，开创儒家学派，三代以来长期积累的知识体系与教化体系得到了体系化的传承。孔子生活的春秋后期，礼坏乐崩，孔子把他之前贵族的经典传习下来，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上的第一个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绵延了古代文脉。之后，汉代设太学，立五经博士，又使得儒家经典教育与官方意识形态、选官制度、社会治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先秦至秦汉社会的过渡与转向，其价值枢纽就是儒家经典及其教化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孔子与六经被称为中国古典学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是中国古典学的内核。

　　从董仲舒开始，儒家的经典系统外延开始拓展。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已经融入了阴阳家的思想学说，并结合当时的政治体制，试图引入神道设教，建构国家宗教信仰体系。汉代的内政与外交，同时融摄道家、法家等诸子的学说。随着汉代对外交往的拓展，以及汉代时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军事冲突，汉代文明形态已经包容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元素。汉代文明是以儒家文明或儒家经典为价值系统支撑，以其他学说共同影响下的、区别于先秦文明的新形态。汉代的古典学可以视为中国古典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获得长足发展，唐代而极盛。佛教经典、佛教哲学、佛教艺术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佛教中国化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唐代的文明形态又与汉代不同，增加了佛教等外来文化元素并与本土文明融合发展的新形态。到了宋代，中国化的佛教又对宋代新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儒家的经典解释学向哲理化发展。如果不以佛教为背景来研究朱熹与王阳明，我们就很难说清楚宋明时期儒学发展的新变化。加之宋元之际兴起的全真教的新道教，唐宋元明时期的文明形态又是一变。融入了佛教等元素的中国古典学，发展到第三阶段。

　　古代中国文明的演进，基本上是以儒学经典为主干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虽有其他文明融入，但主干与旁枝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近代以来，在西方军事优势等压制下，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基本上都在武力上处于劣势，并很快上升为中西文明优劣的比较，进而产生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质疑，甚至出现对线装书和汉字的质疑，这是主流的普遍的想法。只有少数人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坚持认为中国文化自身传统有着坚韧的生命力。整体来说，近代的中国古典学是西学视域下，被西学贬低、失去文化自信的时期，我们可以称为中国古典学的第四个阶段。

　　文明有古今。一个文明形态自身的古今之变是逐步发展的，并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做出自身调整。文明有中西。中西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文明形态。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中国自身文明形态演进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文明演进之路，一直是以儒家经典与不同经典不断开放包容与融合发展的经典体系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一直秉持着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统一性与和平性的特性。这种特性从世界文明视域中来看，是最为独特的。中国文明向东亚、东南亚等海外的传播，也是一种温和的文化漫游。

　　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与语言的先天差异，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因此才有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中国传统社会，孔子的影响最大，但是《老子》是被西方语言翻译最多的中国经典，这说明西方社会更认同《老子》的哲学与言说方式。与老子在西方的高规格境遇不同，孔子曾被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误解，甚至被贬低。正如黑格尔不了解孔子，中国近代的有些学者也不了解西方。只看到西方文明的物质发达，并没有从内在的经典及其价值系统梳理西方文明的特质及其发展理路，遂把近代以来的中西问题转化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古今问题，认为西方文明代表人类未来的发展之路，西方的现代化就是现代化与文明形态，就是人类的共同发展模式。这种认识随着中国学术在近代被学科化，使得传统的中国学术形态被肢解，而日益凸显出来。

古典学为当代社会提供诸多启示

　　近代以来的学科化，就是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碎片化，从而导致对中国古典文明的研究受到遮蔽，直到今天，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学术界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细，甚至偏离研究主题或者社会现实。理论研究不能回应现实需要，研究方法甚至还停留在以西释中的地步。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没有从中国学术形态本身，即没有从中国古典学自身发展及其作为价值体系支撑的中国古典文明出发，既脱离历史，又脱离实践。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学问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学问。视野打开之后，我们会发现，新的中国古典学视域中，既有侧重伦理道德的儒家学说，又有侧重道法自然的道家学说；既有先秦中国原始经典形成时期的璀璨思想，又有后世不断绵延与转化的发展。只有从古今历史长时段与中西比较的大视野，才可以发现，中国古典学及其蕴含的丰富智慧与思想，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一直对中国社会、中国文明发展发挥着作用，并始终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同时，历史上不同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着影响。人类文明的演进从来都是在交流中互相推动发展的。研究世界古典学，就是要从不同文明的独特性与共通性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古典文明的独特性是其特质，共通性是交流互鉴的基本前提。

　　中国文明的演进融入了其他文明的元素，中国古典学就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宣布在希腊雅典设立的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典学提供了世界舞台，是进一步推进古典文明研究交流的重大举措。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瓦列里·彼得罗夫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重燃了人们对古典学的热情，激发了人们对古典文化复兴的热切期待和实践探索。刘小枫教授认为，古典学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古典学因其根源性才具有实践性。中希古典学是中希古典（经典）之源、文明之源，同时，这种“源”通过“流”不断地开枝散叶，不断地融合发展，直至当下。当代世界与人类面临的宗教、民族、政治等各种冲突，均可以从古典学中找到启示。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新时代中国古典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指明了方向，是建构新时代中国古典学科的新起点，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希古典学的研究与合作，“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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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