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是其心学理论的总结，更是其生命体验的提炼，特别是在贵州龙场这一地理空间中的思考。阳明之学既是身心性命之学，又有着深厚的知识积淀，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能理解何为“知行合一”，才能知道如何在读书和生活中去实践“知行合一”。
王阳明雕像。
中华民族向来以重视读书而著称。古圣先贤，无不通过读书洗练自己的心灵和精神。明清之际不少人批评阳明学派“束书不读”，然而这并非历史的全部真相，至少对王阳明而言，“束书不读”绝非事实。相反，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就来自读书生活中的经验及其反思。500年来，特别是近现代，讨论“知行合一”者不知凡几，而从读书的角度去探看这一命题，又别有一种趣味。
贵阳市修文县的“心学圣地”中国阳明文化园-王阳明纪念馆。张加林 摄
一
在“龙场悟道”之前，王阳明心中一直纠结于如何成就自己的圣贤人格，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读书。据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记载，29岁时，王阳明白天在刑部操劳，晚间在家中仍读书至半夜。父亲担心王阳明过劳，就禁止家人在书房中放灯。然而，每天等到父亲睡去之后，王阳明又偷偷起来，点灯苦读，直至夜半时分，时日既久，由此患上了呕血之疾。
可见，王阳明早年读书极其勤奋，也极专注、极投入乃至狂热，这是其性格使然。钱穆在《阳明学述要》一书中就评价王阳明说：“他有热烈的追求，有强固的抵抗，他从恳切的慕恋里，转换到冷静的洗伐，又从冷静的洗伐里，转换到恳切的慕恋。他狂放地奔逐，他澈悟地舍弃。他既沉溺，又洒脱。”王阳明若干诗歌都描绘过其读书时的情景，不妨看其《杂诗三首》的第三首。这首五言古诗，写在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的路上。
这首诗描绘的场景大约是这样：窗前灯烛摇曳，王阳明伏案把玩《周易》，读到会心之时，连忙合上书本，就在房间里手舞足蹈。等安静下来，又向着桌子上的《周易》一书倒身下拜，心中默念“圣训垂明明”。然后，整饬衣衫，重新端坐，心游神驰于冲漠无极之中。直到夜分入睡时，王阳明才发现，窗外原来早已是风雨交加。
从这首诗中，不难想象王阳明读书时是何等的专注和痴迷。我们都熟知，21岁那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曾经对着父亲官署中的一片翠竹夜以继日地猛思怒想，直到第7日，终于支撑不住而病倒。事实上，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事件，就是明弘治十一年，王阳明在其27岁时实践宋儒朱熹的“读书法”。朱熹的门人后学编辑的《朱子读书法》，是影响后世极为深远的一部典籍。而王阳明接触朱熹的“读书法”，则是从朱熹《上光宗疏》中所发现，为“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18个字。王阳明看到朱熹的“读书法”，大悔当初务博无序，于是又重订读书计划，结果虽然略有改善，却最终仍归失败，还旧疾复发。
总之，到龙场之前，王阳明长期试图从书本中找到一种知识，以指导自己优入于圣贤之域。可是，这种知识似乎并不存在。同时，从12岁立志学为圣贤到37岁“龙场悟道”，王阳明还泛览深潜于佛道典籍以及兵书战策，特别是佛道典籍，玄妙、深邃、高蹈的思想也曾令其意醉神迷，然而最终也没能解放王阳明的心灵，给予其行动以力量。读书自是读书，知识自是知识，行动自是行动，理想自是理想，总之，它们无法打叠到一起。
朱熹论述“知”与“行”关系时，强调“知先行后”，归结起来就是“格物致知”，所以王阳明就去格竹；“物”中最重要的是圣贤之言，所以王阳明又去读书。只是，由读书而带来的只是若干外部经验，与内在的心性实在判为两物。知识与心灵的割裂感，长时间内使王阳明陷入极度焦虑之中。
不过，一个契机其实已经到来，就是王阳明因为谏君不遂入狱并到贵州龙场来。从贬谪路上的《杂诗三首》中风雨之夜读《易》的情形，可以隐约看到，王阳明读书的状态正在发生着悄然而重要的变化。王阳明的早年在浙江和北京形成的知识世界，要到贵州的实际生活中被打破和获取新生。
贵阳阳明祠古建筑。宁坚 摄
二
“知行合一”这一理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提出的，它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是最早成熟的观念，也一直延续到其晚年。因此，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将“知行合一”作为王阳明的“讲学宗旨”，并不奇怪。“龙场悟道”显然是“知行合一”的学术发生场。在龙场，王阳明面对生命的困顿，发现书本上并无“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回答，于是，就从外部读书求知转向对内在良知的求解。晚年，王阳明曾回忆说，在龙场已然是悟到“良知”二字，只是说它不出。
那么良知与读书所得的知识有何区别？王阳明非常明确地讲过“良知之外，别无知识”，当然，这绝不是说要否定知识和读书。相反，王阳明要为读书和知识寻求一个原始动力。王阳明这样描述良知与知识的关系说：“良知不因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见闻”就是指与良知相对的经验性知识。良知是主脑，知识是工具；良知是活的，知识是死的。知识必须良知去发动和指导而非私欲；反之，良知要扩致，也必须依赖各种知识，读书并非无用。
良知内在于人的生命，或者说它是生命真我的另一种表述。它是生生不已又具有中正之义的最原始的冲动，自然地要去发用和流行。良知当其未发用时，寂而不动，如同花苞，将其艳丽蕴含于中。然而，良知总要不断地伸展花瓣，并最终绽放得绚烂多姿。这样来看，良知与行动都是内在于人的生命的，两者一体不二。王阳明用“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来进行总结。良知不是指后天习得的经验知识，而是指先天固有的良知，在诸多“知行合一”的精彩论述中，张新民《从天人合一到致良知》一书特别强调了“天人不二”是“知行合一”的基础，即理解“知行合一”必须肯定良知的先天明觉。
既然良知自然发用为行动，那么，王阳明的纠结又在何处呢？这是因为，良知与行动会被私欲所打断。在王阳明看来，好色、好名、好利，包括一切闲杂思虑都是私欲。好色、好名、好利是病根，比如疟疾，平时隐藏不见，一旦环境适宜，就会致病，就是知行断裂。《传习录》开首部分记载，弟子徐爱之问：“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就是知与行被打成了两截的典型案例。可见，外在知识灌输，由于没有触发良知，事实上起不到任何促进道德行为的作用。相反，还会形成口上说一套、事实上做一套的“假道学”。放到王阳明自己身上，那就是他试图寻找到一种源源无穷的力量，来支持自己去谏君不惧，入狱不悔，身处蛮荒、日有九死而从容，举世昏昏我独醒，虽千万人吾往矣而智勇不衰。
这种原始道德力量的发现，就是扩致良知，良知的扩致，却又绝不能只停留于意识的限域，而要去实践，因为“行是知之成”。不去实践，良知就如同烛光，时而可能摇灭，只有在事上磨，尽去私欲，才能立定脚跟。良知如日之升，会照彻我们的心灵，避免盲人骑瞎马的“冥行妄作”。龙场实际上给了王阳明一个崭新的世界，让他看到和体验到许多与书本上不同的实际生活，从这个角度说，“知行合一”本质上不是一种哲学说教，而是每一个鲜活个体的具体实践，包括王阳明自己的生命体验。因此，“知行合一”只能用生命去诠释，不能离开其具体的生活。
三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读书人相比一般人而言，除了私欲，还多一层禁锢，就是外部知识形成的偏见。当良知不得发用时，知识就如同灰尘，积累起来，只会不断昏蔽人的心智。王阳明从龙场到贵阳，发现身为“士夫”的读书人反而不如龙场的愚夫愚妇更能接受其“知行合一”之说，这令其惊诧和深思。后来，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陈说：“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这段话从4个角度将“知识主义”批了一个痛快，甚至王阳明还肯定秦始皇焚书，认为可与孔子删述六经并举。
当然，王阳明并不是反对读书，这些偏激之语是要告诫世人要学会真正的读书。其实，朱熹也很注意这个问题。比如，《朱子读书法》前两句就不讲如何读书，却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读书已是第二义”。王阳明的苦心，就是指示我们读书之前，要先触发良知，教我们在读书中去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不要成为知识的奴隶。
王阳明努力地将读书与行动结合起来。比如，王阳明倡导游学。因此，我们会看到王阳明与门人弟子的读书生活，每每都是登山临水，吟风弄月，甚至载酒、泛舟、歌声彻谷。这种读书方式，在朱熹的身上也能看到，只是王阳明及其学派更为具体和生动。这就是将“知”与“行”打通的读书，使知识获取变成一种自然而非机械的过程。因为，良知就是天理自然，它绝不是外铄的、强塞的、硬接的，只有内在愉悦可以将外部知识内化。也就是说，猎取知识的方式应该合乎人的性情，而不是相反。王阳明在手订《教约》一文中，特别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将歌诗、习礼作为重要内容，还指出若是学生能力只够每天接受二百字，那就每天只教一百字，让学生学有余力，感受“自得之美”。增加字数，可能有一时之效，长久来看，却破坏了学生读书的那种愉悦，压抑了良知的自然流行，本来鲜活的心灵将变得疲惫、厌倦、麻木。
其次，就是事上磨。事上磨，就是将“知”与“行”打通。这里的行也绝不是“冥行妄作”，正如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总结的，是“实实在在地做一件事”。所以，王阳明多次强调其学问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告诫门人弟子不要将良知作为光景玩弄。王阳明读《易》就是“事上磨”的写照。狱中《读易》是王阳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将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贯通。诗中运用了不少卦爻，比如将谏君与《蒙》卦关联：明武宗当时才15岁，因为良知蒙昧，被佞阉所诱，成为一位荒唐的君主。而王阳明为之解蒙却选择了一个为时已晚的时机，结果招致灾殃。总体上，狱中《读易》诗呈现的是一种消极隐退、躬耕陇亩的心态，得失、成败、福祸之心仍有残留。而在《玩易窝记》中，王阳明却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为了坚守君子之道，甘心为囚奴、忘幽禁，有不知老之将至之乐。可以说，《周易》一书，是王阳明用生命在读，直到龙场真正触发良知，解脱了生死患难之缚，才透彻理解了《周易》的真义。
再者，王阳明只抓书中精髓，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生活体验中。比如，王阳明教授门人弟子，初见之时，必以《大学》和《中庸》的首章为教，让门人弟子自己去体会和领悟。直到出征思、田前，王阳明可能觉得自己时日无多，在门人弟子再次请求下，终于将《大学问》落笔成文，然而正文也才不到三千字，这是王阳明唯一的学术专论。王阳明在龙场所写的《五经臆说》，即其读《五经》的心得，也被他自己烧毁，门人弟子于灰烬之中略得残篇，现在收录于其全集之中。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是其心学理论的总结，更是其生命体验的提炼，特别是在贵州龙场这一地理空间中的思考。阳明之学既是身心性命之学，又有着深厚的知识积淀，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能理解何为“知行合一”，才能知道如何在读书和生活中去实践“知行合一”。
作者：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王胜军
来源：《当代贵州》2026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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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