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五四”前后，中国大地爆发了中西文化大论战，胡适作为资产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在文化论战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的全盘反传统观念和主张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源于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凸显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意识形态危机。胡适反传统的根据，内在于他的思想一元论的观念中。梳理胡适的文化观念及其内在矛盾，是我们把握胡适反传统理路的逻辑起点。

一

　　胡适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1]显然，胡适的文化界说几乎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是文化，生产工具、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习惯传统等等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是构成文化的不可缺少的方面。但，人类创造出来的总成绩——文化，无论多么广泛多样，归结起来只是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2]形态上，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但它们都是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职是之故，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把西方文明说成是物质文明，把东方文明说成是精神文明的观点是片面的。胡适的理由是：“精神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上，提高人类的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要求”。[3]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依赖于物质的基础，精神文明才得以产生和发展。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构成其动态的生活方式，“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4]人们只能从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来理解其民族的文化。生活方式是变化的，各民族不同的文化，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凡是有久长历史的民族，在那久长有历史上，往往因时代变迁，环境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解决样式”。[5]正是面对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挑战，寻求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才产生一定的文化，才产生一定的生活方式。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不能想要什么样的文化就要什么样的文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因为它们“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6]。文化与生活方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拿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7]。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是符合规律地在“本来的路”上走所产生的，都是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需要的产物。文化之所以发展，生活方式之所以变化，其原因是解决不同的需要，解决不同的需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正是在历史过程中发展的。

　　文化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但是，文化有其保守性的一面。“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文化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8]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习俗心理等等一旦形成了，就构成传统。传统是巨大的保守力量，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文化功能意义上的保守性只是一个中性概念，人们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判别文化保守性的价值。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保守性可以是社会稳定、进步和繁荣的基础；同样，保守性也可以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障碍。民族文化中越具有自身适用价值的东西越具有保守性，抵抗力越强。“最不适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摧毁的成分也最多”。[9]文化各因素的舍取，并不在于主观的好恶，而在于自身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一种文化传统是否能够长期存在，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据的。

二

　　只有首先定义文化，才能进行文化论战、文化比较。胡适说：“高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人，往往没有共同的标准做讨论的基础，故只能做文字上或表面上的争论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10]胡适显然认为，他的文化界说就是标准。有了这个标准，就可以比较不同的文化，由此看出差别，区分优劣；只有追索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别的原因，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也才能解决文化出路的问题。那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同何在呢？

　　胡适认为，东西文化的区别，就在于使用的器具不同：“东西洋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11]使用不同的器具，就有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胡适的逻辑。建立在人力手工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做精神文明”，而只有西方工业文明才能“减少人类的苦痛，便利人类的交通，增加人类的幸福”。[12]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手工业文明的区别，根据胡适的文化界说，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分野。胡适不是文化相对论者，他否定不同文化不能区分出优劣的相对主义论调。他认为工具是区分文化优劣的试金石。不能发明创造新的工具，就不能有效地适应环境，就不能摆脱人的痛苦。“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13]这种不能应付环境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新的先进的工具。西方有先进的工具，所以西方化是先进的；中国只有落后的工具，所以中国文化是落后的。

　　但器具的不同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一只瓦盆和一只铁铸的大蒸汽炉，一只舢板船和一只大汽船，一部单轮小车和一辆电力街车，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质力制造出来的文明。同有物质的基础，同有人类的才智作动力，这里面只有个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异，却没有根本的不同”。[14]那么，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对立在什么地方？

　　胡适认为，思想不同才是根本的不同。胡适说：“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15]“东方古圣人劝人要‘天知’，‘要绝圣弃智’，要‘断思维’”，“东方的旧文明对于（求知）这个要求，不但不想满足他，并且想裁制他，断约他”。[16]东西方文化的另一人根本不同之点是：中国人“安分、安贫、安命、乐天、认吃亏”，西方人“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17]因此，东方必然停滞不前，中国文明只能停留在“人力车”文明的水平上。西方人崇尚科学、追求真理，“西方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18]正是这种追求真理，不断探索的精神，才创造出强大的物质文明，才“开辟出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真个作出种种动天掀地的大事业来”。[19]西方的机器和中国的手工具的区别，正是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区别，而这一区别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决定于不同的思想。但是，胡适从思想上、观念上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则是似是而非的独断论。这种独断论的虚妄在于：把人为的两分法作为价值预设，机械地套在极其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文化现象中。

　　胡适反复地强调中国人保守、不争、消极，西方人勇于追求、奋进、努力奋斗这一类的说法，其目的就是一个：中国贫穷、落后，西方的繁荣、发达、昌盛，其原因是思想，一切都是思想、观念、精神造成的。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本质上不是工具的不同。工具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的精神产物。东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在于思想的对立，这就是胡适的唯思想论，思想一元论的逻辑结论。

三

　　胡适是一个思想一元论者，他强调思想革命的价值，他不但认为思想是社会、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决定因素，而且认为思想解放是改造社会的先决条件。但是，胡适的思想一元论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他同时主张环境决定论，上述胡适文化界说的三个方面，凸显明显的环境决定论色彩，他对梁漱溟的批判也是以环境决定论为根据的。

　　梁漱溟的文化观集中表现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里。梁漱溟认为，东西文化的根本不同在于“意欲”（Will）的不同，他说，“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20]。生活就是意欲，东西方文化之区别就在于“意欲”的不同。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的”。这就是梁漱溟东西文化区别的结论。这种说法与前面提到的胡适的说法很相似，都是以简单的公式概括东西文化的区别，都认为西方文化具有探索，向前的特征，中国文化具有知足，持中的特征。可是同一个胡适，却认为梁漱溟的这种笼统简单的公式是“闭眼瞎说”。胡适站在环境决定论的立场上，认为梁漱溟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胡适认为，调和持中一类的精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调和持中“这种境界乃是世界各种民族的常识里的一种理想境界，绝不限于一民族或一国”[21]。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归结于向前要求、调和持中，向后要求三条路是笼统的、简单化的和片面的。一种文化就是民族按其生物需要而使自己适应特定生活方式。不同民族表现出来的不同文化特征，“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22]所形成的历史现象。环境不同，时代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同。不同文化的特定变异，仅仅是环境和时间所产生的结果，正是基于这一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胡适认为梁漱溟所说的“现在是西洋化的时代，下去便是中国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再下便是印度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23]是毫无根据的。真正可能出现的是，环境的挑战产生新的文化。西方文化、西方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成就，是近三百年来西方历史的环境要求的产物。中国和印度的落后，“不过是因为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环境与问题”，只要中国人和印度人面临西方类似的环境和问题的挑战，“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疑的”[24]。

　　从胡适对梁漱溟的批判可以看出，胡适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只是环境、时间、时代的差异。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文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胡适以环境决定论观念对梁漱溟的批判恰好是对他的唯思想论的批判。这一点，胡适似乎没有意识到，胡适在对梁漱溟的批判中显然认为思想是结果，是环境、时代、时间的产物，是被决定的。而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胡适认为思想是原因，是决定的力量，其他一切都是思想的产物。胡适的前后矛盾——思想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的矛盾是他无法解决的。除非他持二元论的分析立场，但这样一来，他势必陷入含糊的循环论证之中。

　　胡适思想中尽管存在着环境决定论和思想一元论的矛盾，尽管他关于环境与思想的关系的表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地方。但纵观胡适的整个思想，他是一个思想一元论者。胡适全盘反传统立场要求的不是更深入地思考怎样解决这个矛盾，而是怎样更有力地反传统。只有思想一元论才能提供反传统的根据，才能把一切罪恶归于传统文化，来一个彻底的思想革命。如果坚持环境决定论，就取消了反传统的根据。因为一切都是环境决定的，也就无所谓反传统了，无所谓思想革命了。理论的思考服从于价值预设，这就是尽管有时胡适主张环境决定说，但他的基本立场仍旧是思想一元论的原因。

　　从理论上看，胡适没有意识到环境决定论与思想一元论的的逻辑矛盾，其原因在于：他把现实是什么与可能是什么混淆起来。在胡适的观念中，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和现状是思想产生的，而环境的挑战产生新的文化只是一种可能性。胡适的环境决定论，只是一种信念，只是他建立在进化论思想基础之上的历史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可以为中国西方化，中国赶上世界民主自由、工业科学的潮流提供理论根据。但这样一种信念，本质上是空洞的，因为思想乃是发展的动力，只有先进思想才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唯一基础。中国的落后，并不归于环境，而归于思想，归于文化传统。胡适的全盘反传统，正是其思想一元论的逻辑结论。

四

　　文化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动态过程。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构成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西化派与传统派的分野。它的实质在于：中国文化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中国的发展应该向何处去。对于胡适这样一个既受到西方先进思想教育，又了解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解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彻底背叛传统文化，全面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传统与现实，才是一条民族生存、发展和繁荣的道路。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建立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信念之上的。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说：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个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地说，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25]

　　这就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没有绝对适用的制度、教训、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重新评价。过去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是否有价值，是否可以继续存在，只有一个标准，看它是否符合时代的需要。胡适说：“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26]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适合时代的需要？是否有价值？胡适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时代需要的是西方的法治、民主自由、科学以及西方的新制度、新观念、新思想。只有这些东西才有价值，才符合现代的潮流。而中国却缺乏适应时代需要的东西，中国有的只是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封建专制、迷信以及各种落后的心理和观念。因此，肯定西方的新思想、新制度、新文化，就意味着否定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制度、旧文化。反之，道理也一样。

　　从哲学高度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观念是建立在杜威实验主义基础上的。胡适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对实验主义的价值和观念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深信实验主义作为科学方法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实验主义不但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全盘反传统的理论根据，因为在胡适看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逻辑结果必然导致全盘反传统，而前者是以实验主义为根据的。

　　胡适认为，实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一个完全已有的、现成的和固定的系统。不存在自然过程和具体事物背后的实在，不能用形而上学的唯理方法来证实这种实在，不存在实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任何探求现象背后的绝对都是无意义的。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说：“理性主义以为实在是存在的，永远完全的；实验主义以为实在还正在制造之中，将来造到什么样子便是什么样了。实验主义(人本主义)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正在修正之中，将来改成怎样便怎样，但是永远没有完篇的时期，理性主义的宇宙是绝对平安无事的，实验主义的宇宙是还在冒险进行的”。[27]实验主义否认一劳永逸地把握实在，把握绝对真理。因为“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来的实在”，[28]而且永远处于改造之中，实在并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处于变化、成长和发展中的事物。我们的目的就是认识、改造这些事物。世界就是由种种具体的、特殊的、可证实的事物构成的；“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工夫的。无论知识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我们都是创造的。实在的名的一部分，和实的一部分，都有我们增加的分子”。[29]我们在改造世界，在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事物。这个改造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错误也不会归于消失，我们永远需要变易、选择和评判。世界处于不断变化和被改造之中，没有绝对真理。这就是实验主义的实在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实验主义实在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


--------------------------------------------------------------------------------

[1] 《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4页。

[2] 同上。

[3] 《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6页。

[4]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78页。

[5]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80。

[6]《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561页。

[7]《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82-83页。

[8]《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554页。

[9]《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554页。

[10]《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4页。

[11]《漫游的感想》，见《胡适文选》，第137页。

[12]《漫游的感想》，见《胡适文选》，第138页。

[13]《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6页。

[14]《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5-6页。

[15]《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10页。

[16]《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9页。

[17]《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13页。

[18]《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8页。

[19]《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页。

[20]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4页。

[21]《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82-83页。

[22]《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82页。

[23]《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63页。

[24]《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83页。

[25]《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卷四，第1022——1023页。

[26]《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卷四，第1023页。

[27]《实验主义》，见《胡适哲学资料选》（上），第65页。

[28] 同上。

[2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