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主义的一个根本观念是胡适反复强调的“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即实验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是全靠他解释事实能不能满意，方才可定他是不是适用的；（三）并不是永远不变的真理。”[1]没有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2]存在的只是这个真理，那个真理，真理是具体的，是可以证实的，我们正是通过实验的方法发现真理的：

　　“这种理论叫做‘历史的真理论’。为什么叫做‘历史的’呢？因为这种真理注重的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如何得来，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它做‘真理’；因为它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譬如‘三纲五伦’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的宗法的社会很有点用处。但是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3]

　　任何真理都具有历史性，它的产生具有历史的背景，具有历史的原因。因而真理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真理是工具，必须有用；否则，就不是真理。真理的价值，从其自身中不能得到鉴别，而在它发生的效果。一种学说，一种制度只能以它的效果来评判其本身的价值。“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4]任何学说、思想体系、社会制度，符合一定的时代需要、社会需要，就有价值；反之，则无价值。实验是判别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以效果为唯一根据的。

五

　　胡适高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旗帜，以效果为根据，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番重新评价。他的全盘反传统立场，正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价体现出来的。

　　胡适认为，中国落后、贫穷，其思想根源是消极、保守、不争的观念。几千年来。这种观念不但未受到任何批判，反而被奉为中国人的智慧，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形成了具有强大惰性力量的传统：

　　“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峰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暴父母——一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5]

　　中国的传统观念毫无价值，而中国的制度更是可耻、可怕、可憎。胡适认为，中国在现实社会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特色的是中国“独有的宝贝”——“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贞洁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6]这些东西，“除姨太太之外，差不多全是我们所独有的”，[7]“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8]都是活生生的罪恶。

　　“缠脚岂但是残贼肢体而已!把半个民族的分子不当作人看待，让他们做了牛马，还要砍折她们的两腿，这种精神上的疯狂惨酷，是千百年不容易洗刷干净的。又如八股，岂但是一种文章格式而已!把全国的最优秀分子的聪明才力都用在文字戏法上，这种精神上的病态养成的习惯也是千百年不容易改变的—一这些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孽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病”。[9]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宝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些东西，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典型产品。可是这些罪恶，中国人就能熟视无睹。胡适说，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10]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罪恶的渊薮。一个能容耐拥戴这样的罪恶千百年之久的文化，是毫不足迷恋的。

　　中国文化不仅残酷，而且虚伪透顶。胡适认为，中国人“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11]在他看来，所谓忠孝节义的本质就是“吃人礼教”，它们表面上都是一些堂皇的美德，实则是罪恶的根源。“一个‘忠’字，一个‘节’字，害死了多少个中国人？”[12]中国人就是在这些“美德”的欺骗下，成为封建观念的牺牲品。

　　中国传统文化罪孽深重，中国绝不是什么圣贤礼义之邦，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黑暗社会，腐败透顶。在这个罪恶社会控制之下，中华民族“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13]中国人懒惰、愚昧、虚伪、残酷。中国人只想升官发财，只想靠天吃饭，只想求问卜……。[14]一句话，中华民族一无是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上不如人，知识上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5]

　　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罪恶的渊薮之所以存在，从客观发展看，胡适把它归为历史。胡适说，“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延至我们今日”，“中国传统文化深患宿疾，都是我们祖宗造成的”。[16] “祖宗造的罪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构成了极其稳定的传统，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以致今日“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17] “祖宗造的罪恶”之所以得以保存下来，在整个历史发展中之所以沿袭发展下来，用胡适的话来说，乃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铁律”的必然结果，中国今日的状况，必须在历史的过去寻找原因，有过去的“因”，才能今日的“果”。文化是历史，是过程，是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发展，现实与历史密不可分。中国现实的一切罪恶，都是“祖宗的罪恶”造成的。

　　从主观因素看，如前所述，胡适把它归于思想，思想一元论是胡适的基本观念。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思想，只晓得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国民愚到这种田地，照我的眼光看来，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18]他还说，“我在《旬报》第三十六期上发表一篇《苟且》。痛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说‘苟且’二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死了”。[19]一切都是“不肯思想”造成的，都是中国苟且、懒惰、因循守旧造成的。胡适对中国人“不肯思想”、麻木、消极及其造成的恶果的攻击决不是他一时感情冲动，也不是他年轻思想不成熟的表现，而是由他的思想一元论和反传统立场决定的。他以后不断强调思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说：“我们今日的失败都因为过去的不努力”。[20]他还在表现他基本立场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里也这样总结说：“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知足的东方入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21]

　　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胡适反传统是相当彻底的，他的全盘反传统充满着激情，体现在他赤裸裸地、无情地鞭挞中国传统文化的罪恶的情绪中，散发出强烈的火药味，确实能够给人一种情感上的激励和义愤。尽管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过于偏执，他的视野也过于片面，但他所揭示的传统文化中大量的罪恶，大量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基本上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近代激进主义的兴起，与胡适、鲁迅、陈独秀的反传统立场息息相关。

　　但胡适的思想缺乏深刻性。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与否定，并没有在对社会历史发展深刻分析上，也没有在冷静的理性思考中表现出来，他的批判尽管慷慨激昂，但他的简单化表面化却使他的批判显得脆弱。这是因为，仅仅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一塌糊涂，并不解决多大问题，重要的是揭示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但胡适却没有做到。胡适没有一部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真正深刻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虽然胡适信奉杜威的历史分析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在他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中却是空洞的、表面的，仅仅只是形式。他认为祖宗造的恶是因，今天的社会衰败、愚昧、落后是果，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因果推演。胡适论证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历史问题。研究历史发展，当然离不开概念、逻辑，离不开理性思维，因为历史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混合物，不是彼此毫无联系的孤立现象。只是简单地列举历史现象，人们就不能把握历史，就不能把握历史的发展过程；历史研究的方法不是简单的现象列举，但历史研究方法也不是用干巴巴的概念来推演历史的发展逻辑。用概念、逻辑推论取代事实，取代历史发展，就有似是而非的危险。历史研究方法比逻辑推演更具体、更复杂，逻辑的方法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概念只是具体事实的抽象。只有建立的事实基础上，进行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才能真正把握历史、把握传统。然而，胡适没有考察老祖宗造恶的原因，阉割了历史发展过程，而只得出一个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论。至于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生命力和神圣性视而不见，其原因之一，前面已经指出，乃是囿于他独断论的文化偏见。

　　同样，胡适把中国可憎的传统、险恶的现实在主观方面归结于中国人“不肯思想”的结论也是片面的、简单化的。姑且不论中国人“不肯思想”本身是否是一个事实，不论“思想”究竟有多大作用，“不肯思想”、不争不辩、因循守旧在最终意义上也是结果，可胡适没有分析“不肯思想”的根源，而把它归于中国落后的原因，作为他结论的前提，胡适的推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分析，而只是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导。事实上，胡适（包括鲁迅和陈独秀）“借思想解决问题的途径”本身就是传统思维模式，海外学者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对此有精辟的阐述。

　　但饶有趣味的是，胡适的片面性、简单化的短处和激进主义的立场恰恰与整个时代悲观、焦急、愤怒的情绪一拍即合。处在20 世纪初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情绪通过反传统得以宣泄。“五四”时期，历史的力量恰恰在于激情，它强大到足以把一切与之相悖的东西抛在一边。反传统之所以是“五四”时期势不可挡的潮流，根本原因在于全民族的激进情绪。中国“五四”时代渴望的并不是找到形成传统的历史原因的理性结论，并不是客观地、冷静地分析传统，而是指出传统是什么，是好还是坏，是美还是罪恶，二者必居其一，而机械的二分法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五四时代”，反传统主义者的力量仿佛在于，把传统说得越坏就越有力量，越正确。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灾难重重，为这种激进的反传统思潮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只有把传统说得一无是处，才能解释中国的落后与黑暗。时代的潮流使胡适应运而生。胡适站在反传统的最前列，他的力量就在于此。

　　胡适全盘反传统，其目的是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反传统的斗士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大染缸，它自身并不存在转化的机制；中华文明深患宿疾，它自身又没有医治疾病的药方。因此，只有靠西方现代文明、西方现代价值才能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民主科学之真精神取中国文化而代之，才能拯救中国。胡适认为，正是中国人与现代西方文化、西方思想接触，才废除了缠足和八股。“八股、小脚……等等‘固有文化’的崩溃，全不是程颢、顾亭林、戴东原……等等圣贤的功绩，乃是与欧美文化接触之后，那科学工业造成的新文化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才逐渐崩溃的”。[22]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演变决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必须引进西方文化，只有西方文化的攻击，才能改变传统文化的性质。因此，我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古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古老文化的惰性与暮气”。[23]中国要进步，唯一的出路在于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别无其他选择。换言之，中国要进步，唯一的出路必须全盘反传统，别无其他选择。两者是一回事。这，就是胡适思想一元论的逻辑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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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主义》，见《胡适哲学资料选》（上），第48页。

[2]《实验主义》，见《胡适哲学资料选》（上），第49页。

[3]《实验主义》，见《胡适哲学资料选》（上），第62-63页。

[4]《杜威先生与中国》，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第394页。

[5]《我的歧路》，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08页。

[6]《信心与反省》，见《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 第483页。

[7]《三论信心与反省》，见《胡适论学近著》 第394页。

[8]《信心与反省》，见《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 第483。

[9]《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第473页。

[10]《信心与反省》，见《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 第483页。

[11] 同上。

[12]《问题与主义》，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18页。

[13]《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 第639页。

[14] 参阅《科学与人生观序》，见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7-8页。

[15]《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 第639-640页。

[16]《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第473页。

[17]《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556页。

[18] 胡适：《四十自述》，第65页。

[19] 胡适：《四十自述》，第67页。

[20]《信心与反省》，见《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 第485页。

[21]《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0页。

[22]《再论信心与反省》，见《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 第491页。

[23]《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