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散逸诗文续补考
——兼论黔版《阳明文录续编》的史料价*
钱 明
一、序 论
自从1992年新版的《王阳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引文只注页码）问世以后，十余年来，随着大陆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及藏书楼的陆续开放和查阅条件的逐步改善，以及学术界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展，“田野调查”作为近世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海内外学者对王阳明及其后学的著述、版本情况以及散逸文献的实证调查，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永富青地①、余姚书画家计文渊③、北京大学教授陈来④等，可以说是这项复杂工程的先行者和取得卓越成就者之一。笔者也在这方面耕耘多年，颇有所获。④ 但与永富青地、计文渊、陈来等不同的是，笔者主要是从地方史志、族谱家谱或明人文集中搜寻阳明的散逸文字，⑤ 而永富青地主要是调查已刊的阳明著述的各种刊本尤其是明版本，①计文渊主要是调查散落在各地的阳明手迹和碑刻，陈来则主要是带领他的学生们从明人著述中辑录阳明语录。此外，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复旦大学教授吴震、贵州学者王萼华、余姚学者王孙容、赣州师范学院教授周建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任文利等，② 也在搜寻阳明散逸文字方面作了不少努力。经过十余年的搜集考辨，使我们惊奇地发现，未见于通行本《王文成公全书》的阳明散佚文字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大大超出我们的预计。据初步统计，总字数将超出十三万字，内容涉及语录、序跋、书札、墓铭、祭文、公移、制义、诗词、楹联等。对这些新发现的史料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释，无疑将有力地推动阳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新发现的散逸诗文，有些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如笔者曾从明人汪循文集中辑录了三篇阳明佚诗文，由此不仅能使我们了解到王阳明与徽州学者的关系及其《朱子晚年定论》的编撰、刊刻过程，而且还为我们深入研究王阳明与江西朱学的关系以及阳明学进入江西后的曲折经历提供了重要依据。③ 而从王门地域学派的角度看，毫无疑问，永富青地教授发现的黔版《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最高。这部沉睡在上海图书馆近一个世纪的珍贵文献，经永富先生发现整理后，方显出它的真正价值。该书的发现，为黔中王门的研究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以往的地域学派研究，大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义理分析和一些无为的争论之中，而很少注意文献调查与考释。现在这一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由一位日本学者为我们弥补了，这既是对阳明学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我们多年来疏忽的一个警示。
黔版《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全三卷，每卷卷首载有“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总目”，录有各卷所收诗文之篇目；每卷卷首首行是“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之一（或二、三）”，然无编纂者姓名；每卷卷尾末行有“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之一（或二、三）终”；卷三末尾分三行录有三位校刊者的姓名，分别是贵州都司经历赵昌龄、耀州知州门人陈文学、镇安县知县门人叶悟；全书最后是王杏撰于嘉靖十四年的《书文录续编后》。
由于该书刊本极少，且只流布于西南边陲，故其书目未见于明清以来各种公私所藏之藏书书目，亦不见阳明后学者在各自著述中提及。上海图书馆之藏本，乃迄今为止见到的唯一的传世本。该本卷头有墨书“同治元年壬戌九月晦日，读于崇川寓舍，时患黄病，鹤寿主人记”二十五字；表纸、卷首与卷末皆记有当代著名报人、藏书家黄裳之识语，其中朱书于表纸的识语是：“《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三卷，嘉靖黔中刊，黑口本，赵次候藏书，壬辰（1952）七月黄裳小燕。”说明此书曾为赵次候所藏。而墨书于卷首的识语是：
此黑口本《阳明文录续编》三卷，佳书也。世未有以之著录者。通行之本，大抵皆重刊汇编本耳。余前得《居夷集》三卷，嘉靖甲申刊于黔中者，①时先生尚存。此集则刊于弃世后七年，亦贵州刊本。刀法朴茂，别具古趣。大抵名人文集多传汇刻全书，而单刊者反易湮没，是更足增重者。匆匆题识，未暇取校，不知尚有逸出《全集》之外者否？壬辰二月二日黄裳。
书于卷末的识语是：“壬辰二月初二日，上海所收，黄裳百嘉之一。”② 黄裳先生的这三段识语，不仅为我们点出了该书作为单行本的史料价值，而且还使我们大致了解了该书的来龙去脉。不过，对于此书是否“有逸出《全集》之外者”及其对研究黔中王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黄先生似乎并不了解。
依笔者拙见，该书的真正价值，当主要体现在黔中王门方面，兹举四例：
第一，该书序跋向我们透露了王阳明著作在黔中刊刻的一些重要信息。据王杏《书文录续编后》载：
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奉梓《阳明王先生文录》，旧皆珍藏，莫有睹者。予至，属所司颁给之。贵之人士，家诵而人习之，若以得见为晚。其闻而慕，慕而请观者，踵继焉。……予因贵人之怀仰而求之若此，嘉其知所向往也。并以《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俾得见先生垂教之全录，题曰“文录续编”。於乎！读是编者，能以其心求之，于道未必无小补。否则，是编也犹夫文也，岂所望于贵士者哉？先生处贵有《居夷集》，门人答问有《传习录》，贵皆有刻，兹不赘云。时嘉靖乙未夏六月，后学王杏书于贵阳行台之虚受亭。
说明从嘉靖七年阳明去世到嘉靖十四年的七年间，贵州曾先后刊刻过《居夷集》、《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等阳明著作。但不知何故，这些刻于嘉靖年间黔版阳明著作，皆不见于当时及后来的各类藏书目录及明清文献，亦未闻贵州有藏，这无疑应成为我们今后研究黔中王门时须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通过对黔刻本阳明著述的考辨和诠释，必将大大深化黔中王门的研究。
黔版阳明著作大都失传，固然与当时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刻本数量、收藏者身份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不能不说阳明著作的主要编纂者钱德洪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嘉靖十四年，钱德洪在苏州准备刊刻《阳明文录》前，曾作《购遗文》一疏，并派遣弟子王安成“自闽、粤由洪都（今南昌）入岭表，抵苍梧（今梧州），取道荆、湘，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徐爱·钱德洪·董澐集》，页185）。换言之，王安成当时受钱德洪之命几乎跑遍了阳明所有到过的地方，可唯独没去与阳明思想的形成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贵州寻找遗文。这固然与入黔之路太艰险，或者王安成想尽快赶回去交差，不然会误了钱氏的出版计划有关。但从钱氏后来所下的“（阳明）诸稿幸免散逸”的武断结论分析，钱氏当时可能根本就没把贵州这块蛮荒之地放在眼里。这也就进一步证实了笔者所作的黄宗羲《明儒学案》不收黔中王门与钱德洪有一定关系的推论，绝非妄断。①钱德洪的作法，至少说明他在负责搜集阳明著作时是有严重疏漏的，而所造成后果，便是导致了时人对黔中王门的无知和淡漠。当然，这些情况在阳明黔版著作被发现之前，是根本不可能为学术界包括贵州同仁所了解的。② 这也正是黔版阳明著作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第二，从该书的几篇阳明散佚诗文中能使我们感受到王阳明对黔中的深厚感情。尽管阳明只在贵州住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但从他交游极广，其黔中诗文中，可以见到官吏、乡绅、士官、方士③以及未记姓名的群众。他对贵州这方土地印象极深，对黔中诸友怀有很深的感情，离黔后对贵州的山水人物也时刻牵挂于心，这从其所撰的《寄贵阳诸生》、《寄叶子苍》书及《龙冈谩书》诗中便可看出一斑：
诸友来书，间有疑吾久不寄一字者。吾岂遂忘诸友哉？……且得吾同年秦公（名礼）为之宗主，诸友既得所依归，凡吾所欲为诸友劝励者，岂能有出于秦公之教哉？吾是可以无忧于诸友矣，诸友勉之。吾所以念诸友者，不在书札之有无。诸友诚相勉于善，则凡昼之所诵，夜之所思，孰非吾书札乎？不然，虽日致一书，徒取憧憧往来，何能有分寸之益于诸友也！
彼中朋友，亦有可相砥砺者否？区区年来颇多病，方有归图。人远，匆匆略布闲阔，余俟后便再悉也。
可见，阳明离开贵阳后，虽因公务繁忙，身体多病，而“久不寄一字”，但心里却始终牵挂着黔中诸友（实即弟子），强调“吾所以念诸友者，不在书札之有无”，而在于诸友能“相勉于善”，读书勤思，相互砥砺，切磋学问。表现出对以黔中诸友为核心的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高度期盼。
当然，黔中的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们也没有忘记王阳明。据《阳明年谱·嘉靖十三年》载：
是年，杏按贵阳，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隐，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于人之深若此。门人汤唕、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乃为赎白云庵旧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记》。记略曰：“诸君之请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追崇之实，会是足以尽之乎？未也。夫奠其人，在行其道，想像于其外，不若佩教于其身。……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范以睹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蕴以传也：其为追崇也何尚焉！”（《全集》，页1330—1331）
杏即王杏，王公祠又称阳明书院。据《贵州通志》卷九（《四库全书》571册，页225）记载：嘉靖十四年，巡按御史王杏建阳明书院；二十五年，巡按王学益改建于宣慰司学右；隆庆五年，按察使冯成能建于抚署左，中三楹祀王阳明。因王杏是浙江奉化人，把王公祠与阳明书院并举，估计是参照了当时王门弟子在各地建阳明祠或阳明书院的一般作法。但王杏的真实用意，则恐怕是想把祠堂当作教育阵地，以用来宣传、普及和实践阳明精神，这显然与汤唕等人“以慰士民之怀”的建祠初衷有很大不同。
第三，王阳明黔中讲学的目的，主要是想在黔中普及文化教育，而并不是为了王学的传播和门户的扩张。这便是为什么阳明会对并非属于王门的秦礼如此放心（见《寄贵阳诸生》），也是为什么他会说出 “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徐爱·钱德洪·董澐集》，页186）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良知本体说确实在龙场时就已提出，但阳明就是“点此二字不出”，究其原因，是当时他“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即当地学者很难理解这些深奥的知识。笔者这样说，可能有点牵强，甚至还会引起个别学者的反拨。但我认为，阳明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要贬低其黔中弟子，而是想证明自己在贵州所做的文化教育的普及性工作，是完全应该而且必要的。笔者的这一推断，似可从阳明撰于正德三年的《重刊文章规范序》中得到佐证。序云：
宋谢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规范》。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世之学者传习已久，而贵阳之士独未之多见。侍御王君汝楫于按历之暇，手录其所记忆，求善本而校是之；谋诸方伯郭公辈，相与捐俸廪之资，锓之梓，将以嘉惠贵阳之士……属守仁叙一言于简首。（《全集》，页874—875）
说明当时的贵州，不仅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就连基本读物都非常奇缺，于是侍御王汝楫只好凭记忆手录《文章规范》，以便为黔中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提供范文，并请阳明为之作序，而阳明则欣然应允，表现出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高度关注。王汝楫，名济，江苏丹徒人，其重视贵州教育，与阳明对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这从正德二年王济巡按贵阳时，阳明为其随身所带的《恩寿双庆诗》（系在朝官员为汝楫父亲王沙隐七十寿辰、母亲严孺人六十九寿辰而作）作序，便可看出一斑。据说当时“士大夫之有事于贵阳者，自都宪王公（即王济）而下，复相与歌而和之，联为巨帙，属守仁叙于其后”（《全集》，页874）。这一方面说明阳明当时的处境已大为改善，名誉已事实上得到恢复，基本成为贵阳精英阶层的核心；另一方面也说明包括阳明在内的贵阳精英分子都想藉王汝楫巡按贵州的机会，密切彼此间的关系，促使其为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多作些实事。
其实，王阳明想在黔中推广基础教育，是与明代在贵州开科举试后当地汉族氏族、庶民包括少数民族皆有读书受教育的需求密切相关的。据《贵州通志》卷三《风俗·入学》载：“乡里有社学及名士，先期父兄为子弟求师，集乡人有子弟者往叩之，尽礼允，则择日送至学或于家，听其执经授业、课试讲改，别其资质之俊秀者，以岁通经书为期。阳明王守仁《寓贵诗》：‘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盖有试也。先年附试滇南，恐不能给科举之费，故读书者尚少。即今开科会者，风教大行。”①可见，贵州兴教的直接动力来源于“开科会”，而阳明则在此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阳明之务实精神，亦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王阳明对明初来戍贵阳人士的后代有深切的同情与期待。这可以从阳明为黔中人士撰写的墓志铭中找到相关证据。如《蜀府伴读曹先生墓志铭》中的墓主曹霖（？—1505），字时望，号戇庵，贵阳人，蜀惠王伴读，“以明诗经举于乡，入试进士，中乙榜，选教夔（今四川奉节）之建始。建始之学名存实废，先生至，为立学宫，设规条，启新涤秽，口授身率，士始去诞谚，循帖知学，科第勃兴，化为名庠。……铭曰：於维斯人，此士之方。彼藩之良，渊塞孔将。不宁维藩，可以相邻。”《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①中的詹恩（？—1506），字荩臣，贵阳人，弘治十二年三甲进士，试政户部，历官大理寺正公，正德元年八月，卒于服阕还贵途中。祖詹英，字止庵；父詹木，字补庵，又称评事公，“有文事，累立军功，倜傥善（喜）游”。这些出身进士的贵阳人士，都是明初来戍贵阳人士的后代。阳明介绍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曾为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
诚然，阳明刚到龙场时，基于精神上的极度郁闷和困惑，是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放到超越式的内心“悟道”上，于是就有了“龙场悟道”这样的思想创新。故而他对龙场诸生说：
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窃也。今吾不得为行道矣。虽古之有禄仕，未尝奸其职也……夫禄仕，为贫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为道乎？以吾为贫乎？
吾之来也，谴也（指谪龙场），非仕也；吾之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比可屈也。……惟命之从而不以道，是妾妇之顺，非所以为恭也。（《全集》，页912）
然而，随着政治待遇的改善和对黔中社会的逐渐了解，阳明又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地的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工作上。于是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遂“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这与其撰《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同上，页87—89）的用意何等相似！同时他还强调说：“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并明确反对“虚而为盈，无而为有”（《全集》，页974）。这与其面对知识水平较高的门徒时所说的话又是何等不同！因为谁都知道，要在一个地处边陲、教育落后的地区从事学术事业，就必须得从普及性、基础性的工作开始做起，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所以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并未把过多的精力投放在个人思想体系的梳理与完善上，而是把注意力很快转向了当地的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工作，憧憬着“村村兴社学，出处有书声”的人文景观能在贵州出现。这无疑是王阳明为黔中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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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名称：“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英译的多维视角研究”；项目编号：“20060526”。
① 永富青地以“阳明学的著作に关する文献学的研究”为题，申请了2005年度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C，课题番号15021227），现已陆续发表了数十篇研究报告和论文（部分论文与日本防卫大学教授水野实合作），内容涉及王阳明的十几种著作、版本的调查、考辨和研究。据笔者所知，这是迄今为止有关王阳明著作的单行本和合集本的最完整详细的“田野调查”工作，可以说覆盖了国内外各主要图书馆、博物馆和藏书楼。
③ 计文渊著有《王阳明法书集》（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1996年版），收录阳明散逸佚诗文数十篇，近又撰写了《吉光片羽弥足珍——新发现王阳明诗文墨迹十种》（2007年余姚“王阳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一文，收录阳明散佚诗文数篇。
④ 陈来等从《阳明先生遗言录》（按：其中的36条至55条见于嘉靖14年刊刻的《从吾道人语录》）、
《稽山承语》、《明儒学案》、《龙溪集》、《龙溪会语》、《东廓集》、《心斋集》、《念庵集》、《横 山遗集》、《颜钧集》、《王阳明先生图谱》等明人著述中辑出阳明语录230余条，总数接近《传习录》和《传习录补遗》之条数。
④ 十余年来，笔者在参与王阳明遗迹调查的同时，还非常注意收集王阳明的散逸文字，所获成果可参见拙作：《王阳明全集未刊逸诗汇编考释》，16000字，《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40000字，《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谱牒中的王阳明逸文见知录》，12000字，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1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发现的十六篇王阳明逸诗文考释》，7500字，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又称《阳明学衡》）第2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其实，从地方志、谱牒中搜寻阳明散逸文字，还有不少工作可作。比如最近笔者从余姚文保所得知，去年余姚发现的《虞南达溪王氏宗谱》（光绪十五年第四修）和《达溪王氏宗谱》（民国年间第六修）中，就有阳明佚文两篇，分别为《阳明公书扇一则》和《伯三公像赞》。因笔者未见二谱，故本文暂不录考。再比如，在地方志中有不少阳明佚文或值得与《阳明全集》对勘的史料，尝有学者指出：阳明的两次福建之行留下诗文多篇，然《王阳明全集》所收诗文与地方志记载有许多差别，为学者增加了在选用时的难度（参见赵广军：《方志对文化史料的补充：以王阳明在福建遗留诗文为例》，《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5期）。
① 比如永富青地从嘉靖二十九年闾东本《阳明先生文集》中辑出150篇公移（参见永富青地：《闾东本〈阳明先生文集〉の价值》，日本《东洋の思想と宗教》1999年第16号），皆为《王文成公全书》未刊文，数量与通行本所收公移相当。
② 比如任文利从清乾隆五年弘昼监理、方苞校阅的《钦定四书文》（《四库全书》集部396所收）中辑出王阳明制义文三篇（参见氏作：《王阳明制义三篇》（《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分别为《（同）化（弘）治四书文》中的“志士仁人”一节（页30）、“《诗》云‘鸢飞戾天’”一节（页39）和“子哙不得与人燕”二句（页50）。关于这三篇佚文的价值，我们可以从《钦定四书文凡例》及编者评语中略知一二。《凡例》称：“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踰。……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其蔽。故化治以前择其简要亲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写传注寥寥数语，及对比，改换字面而意义无别者不与焉。……前人流传名篇，间有字句率易、义理或未妥者，向来各家选本多有节删，互异之处，今择其犹当者从之；其未经诸选摘发而稍加改易者，亦间有之；至于全文俱佳，语句偶讹，难为改易者，必细摘出，亦恐贻误后学。”（《四库全书》集部396，页3—5）由此至少可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阳明“为宋儒格物之学……遍求考亭遗书读之”（《全集》，页1223），是在弘治五年，是故其撰制义文当在弘治年间。此时“阳明制义，谨遵朱注”（《四库全书》集部396，页39），实属正常；然阳明此时已初显出“豪杰气象，亦少具儒者规模高言……气盛辞坚，已开嘉靖间作者门径”（同上，页51）；表明当时阳明思想正处于新旧转换之中。第二，清人选明人包括阳明制义文，亦只“择其简要亲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写传注寥寥数语”，即不选或少选照抄朱子传注者，而对亲切精彩者亦只择要录之，并未全选；所以估计阳明所撰制义文远不止这三篇。第三，乾隆以前已有四书文选本，惟“向来各家选本多有节删”，彼此“互异”。遗憾的是，这些选本皆已失传，使我们今天只能根据清人选本来窥见阳明解经制义之全貌。另外，任文利还从《御定渊鉴类函》中辑出阳明史论佚文《四皓论》，并且指出，阳明多于诗作中援引“四皓”故事以言自身“退隐”之志（参见氏作：《王阳明史论佚文《四皓论》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由此凸显出此文之价值。
③ 详见拙作：《王学在新安地区的遭遇与挫折——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叶树望、钱明主编：《王阳明的世界——政治、思想与生活》，凤凰出版社2007年。
① 甲申年即嘉靖三年。然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居夷集》卷首丘养浩《叙居夷集》及卷末韩柱跋文和徐珊跋文，却不能得出“刊于黔中”的结论。丘、韩、徐三人皆为余姚人。丘于正德十六年出任余姚令，嘉靖四年召入为御史（参见何乔远：《闽书》卷八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06，页233）。是故笔者推测，丘氏刻《居夷集》是在余姚县令任上所为。又，钱德洪云：“徐珊尝为师刻《居夷集》，盖在癸未年（嘉靖二年），及门则辛已年（正德十六年）九月，非龙场时也。”（拙编：《徐爱·钱德洪·董澐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页213）此说虽刊刻时间有误，但却可佐证初刻《居夷集》不在黔中，而在余姚；刊于黔中者，乃《居夷集》之重刊本，而非初刻本。重刊本今已不传，黄裳可能是读了王杏的《书文录续编后》（详见后述）才误得出这一结论的。
② 参见永富青地：《上海图书馆藏《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について》，《东洋の思想と宗教》2006年第23号。
① 参见拙作：《黔中王门论考》，《贵州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按：钱德洪对搜集和编纂阳明著作虽有莫大之功，但却做得很不到位。且不说有较多遗漏，即使说他有意删除亦不为过。比如本文收录的十几篇佚文，除了有关黔中的，未被收录的那几篇，皆可能是因与阳明思想有严重抵触而被钱氏有意删除的。
② 于是贵州学者把余姚人施邦曜于崇祯年间编刻、贵州巡抚林肇元于光绪五年重刊的《阳明先生集要三编》，“疑为阳明著作于贵州版本之独一”，也就毫不奇怪了。据林肇元后序载：光绪四年（1878）二月，阳明后裔王介臣致自京师，将此书呈于黎简堂中丞。中丞以黔为阳明迁谪悟良知良能之地，是阳明之理学实启于黔，为厥后之经济、文章所始基也。于是主张“刊是书而藏之黔”，于当年三月致书贵州巡抚林肇元并委之校订。林遂以王介臣所持许星叔家藏之旧本为底本，而商之廉访吴眉生和观察曾挚民，动支局款，开雕于光绪四年夏五月，完工于次年夏六月（参见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67—68）。此即《阳明先生集要三编》的“光绪黔南（即贵阳）重刊本”。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未发现之前，此书被“作为阳明著述在贵州的唯一的版本”（同上，页70），当不为过。
③ 如《镇远旅邸书札》中特地提到一位叫阁真士的贵州方士：“阁真士甚怜其客房卧病，今遣马去迎他，可勉强来此调理。”（《全集》，页1203）阳明写此信时，已在赴庐陵上任途中。风尘仆仆、踌躇满志，却对此等琐事都如此关心，说明他对贵州友人的感情相当深厚。
① 《贵州通志》，嘉靖三十二年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68册，页320—321。
① 收录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二。按：该墓志铭未见于通行本《王阳明全集》，其石碑已于1954年在贵阳西郊出土，碑文题曰《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1986年贵州省博物馆将其编入《贵州省墓志选集》（参见王萼华：《王阳明在贵州的一篇佚文》，载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互校后发现，《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ename#_ednref14" name=_edn14>③ 如《镇远旅邸书札》中特地提到一位叫阁真士的贵州方士：“阁真士甚怜其客房卧病，今遣马去迎他，可勉强来此调理。”（《全集》，页1203）阳明写此信时，已在赴庐陵上任途中。风尘仆仆、踌躇满志，却对此等琐事都如此关心，说明他对贵州友人的感情相当深厚。
① 《贵州通志》，嘉靖三十二年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68册，页320—321。
① 收录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二。按：该墓志铭未见于通行本《王阳明全集》，其石碑已于1954年在贵阳西郊出土，碑文题曰《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1986年贵州省博物馆将其编入《贵州省墓志选集》（参见王萼华：《王阳明在贵州的一篇佚文》，载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互校后发现，《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name#_ednref14" name=_edn14>③ 如《镇远旅邸书札》中特地提到一位叫阁真士的贵州方士：“阁真士甚怜其客房卧病，今遣马去迎他，可勉强来此调理。”（《全集》，页1203）阳明写此信时，已在赴庐陵上任途中。风尘仆仆、踌躇满志，却对此等琐事都如此关心，说明他对贵州友人的感情相当深厚。
① 《贵州通志》，嘉靖三十二年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68册，页320—321。
① 收录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二。按：该墓志铭未见于通行本《王阳明全集》，其石碑已于1954年在贵阳西郊出土，碑文题曰《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1986年贵州省博物馆将其编入《贵州省墓志选集》（参见王萼华：《王阳明在贵州的一篇佚文》，载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互校后发现，《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ename#_ednref14" name=_edn14>③ 如《镇远旅邸书札》中特地提到一位叫阁真士的贵州方士：“阁真士甚怜其客房卧病，今遣马去迎他，可勉强来此调理。”（《全集》，页1203）阳明写此信时，已在赴庐陵上任途中。风尘仆仆、踌躇满志，却对此等琐事都如此关心，说明他对贵州友人的感情相当深厚。
① 《贵州通志》，嘉靖三十二年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68册，页320—321。
① 收录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二。按：该墓志铭未见于通行本《王阳明全集》，其石碑已于1954年在贵阳西郊出土，碑文题曰《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1986年贵州省博物馆将其编入《贵州省墓志选集》（参见王萼华：《王阳明在贵州的一篇佚文》，载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互校后发现，《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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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贵州通志》，嘉靖三十二年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68册，页320—321。
① 收录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二。按：该墓志铭未见于通行本《王阳明全集》，其石碑已于1954年在贵阳西郊出土，碑文题曰《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1986年贵州省博物馆将其编入《贵州省墓志选集》（参见王萼华：《王阳明在贵州的一篇佚文》，载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互校后发现，《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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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贵州通志》，嘉靖三十二年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68册，页320—321。
① 收录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二。按：该墓志铭未见于通行本《王阳明全集》，其石碑已于1954年在贵阳西郊出土，碑文题曰《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1986年贵州省博物馆将其编入《贵州省墓志选集》（参见王萼华：《王阳明在贵州的一篇佚文》，载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互校后发现，《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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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贵州通志》，嘉靖三十二年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68册，页320—321。
① 收录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二。按：该墓志铭未见于通行本《王阳明全集》，其石碑已于1954年在贵阳西郊出土，碑文题曰《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1986年贵州省博物馆将其编入《贵州省墓志选集》（参见王萼华：《王阳明在贵州的一篇佚文》，载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互校后发现，《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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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贵州通志》，嘉靖三十二年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68册，页320—321。
① 收录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二。按：该墓志铭未见于通行本《王阳明全集》，其石碑已于1954年在贵阳西郊出土，碑文题曰《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1986年贵州省博物馆将其编入《贵州省墓志选集》（参见王萼华：《王阳明在贵州的一篇佚文》，载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互校后发现，《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先生文录续编》所收《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与石碑内容有数字不同，前者还有两句缺文。因该墓志铭已收入于拙作：《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故本文不再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