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大王学重镇 

　　1570年代末--1600年代末，是阳明心学覆盖贵州的时期。此间，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以及他们的弟子们，继续推进心学。万历5年（1577），泰州巨子罗近溪游历龙场，江右名士邹元标谪戍都匀。他们游览阳明遗迹，拜访贵州名贤，大力培植后学。省内外学者共同将心学推进到最高潮（第四次）。随着书院的进一步推广，心学思想向省内一些边远地区传播，形成了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五大王学重镇。万历27年（1599），江右后劲郭子章巡抚贵州，他收集黔中王门史料，奖掖后学。王阳明龙场悟道100年之际（1608），郭子章著成《黔记》60卷，他特为贵州“理学三先生”作《乡贤传》一篇，这是对贵州百年心学进行的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总结。

　　龙场作为王学的起源地，一直是王门学者朝拜的圣地。王阳明逝世后，“龙岗书院”又兼作“王文成公祠”，俨然成为天下王门的祖庭。嘉靖30年（1551），贵州巡抚赵锦重建龙岗书院，陈文学作《何陋轩歌》。嘉靖31年（1552），巡抚刘大直拜谒阳明遗像，并赋诗。嘉靖32年（1553），巡抚张鹗翼、提学谢东山等共举祭祀，著名学者罗念庵撰《碑记》。万历5年（1577），罗近溪游历此地。同年，邹元标也谪戍都匀。而此时，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正在贵州相互论学。两大名贤与贵州诸先生同年涌现，成为贵州阳明学派的一大盛会。龙场的薪火相传，不仅凝聚了贵州学者的学术向心力，而且促进了与其他王门的交流和联系。

　　贵阳是贵州阳明学派最重要的中心，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省的优秀学子。他们以文明、阳明、正学三大书院为依托，高举阳明心学旗帜。他们进行着持续的讲学活动，特别是马廷锡在“栖云亭”和 三大书院讲学30余年，大倡私人讲学之风，直契阳明讲学宗旨。贵阳的书院讲学活动，培养出了大批王门学子，如汤伯元的子、孙、曾孙三代，皆中举或成进士，世传心学，“在明三世，皆能世其家”，汤氏一门传阳明心学，堪称贵阳百年心学世家。

　　思南是远离省城的边远之地，苗蛮杂处，风俗各异。李渭回乡20年，建立书院，拼死讲学，开一方学风，培养出著名的弟子群体：李渭三子（李廷谦、李廷言、李廷鼎）、思南三贤（罗国贤、罗廷贤、罗明贤）、冉宗孔、胡学礼、萧重望、田惟安、熊时宪、安岱、李宗尧，以及江西赖嘉谟、徐云从等。其中，李渭三子继承父业，著书立说，传教一方；罗国贤“处林下，手不释卷，言笑不苟，誉满乡评”；冉宗孔“阐扬正学，继李渭而起”；胡学礼还向孙应鳌问学；萧重望成进士，累官至云南道监察御史；江西赖嘉谟“好学不倦，日夜与门人相切劘，后数年归，成进士，历官四川左参政”；江西徐云从“少从罗念庵、唐荆川游，闻郡人李同野兴学黔中，负笈远从，终身不忘”。萧重望称：“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学倡自先生。”[3] 李渭因此被称为“思南理学之宗”。受李渭“仁”学的影响，邻近印江、务川的学风也蔚然兴起，印江还建“依仁书院”，与思南“求仁书院”、“中和书院”相呼应。万历5年（1577），邹元标谪戍都匀，首访李渭、孙应鳌，以后讲学，必称两先生，并为李渭《先行录》作序。万历17年（1589），李渭病逝，耿楚侗作墓志铭云：“明好学君子之墓”。明神宗御题“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万历28年（1600），胡庐山弟子郭子章巡抚贵州，亲访思南李渭遗址，称其“洁比河东与会稽”。[1]郭子章准萧重望之请，建印江县学、务川州学。思南、印江、务川等地学风的兴起，成为王学在边地传播的历史见证。

　　清平卫是滇黔驿道上的苗夷聚居之地，孙应鳌、蒋见岳也在此开拓了一方王学天地。蒋见岳“实道林（蒋信）公门人”，他 “潜心理学，初谒道林蒋先生，知万物一体为圣门宗旨；既又谒甘泉湛先生……归，玩《易》读《书》”。蒋见岳与孙应鳌同乡，并同为蒋信弟子。孙应鳌返乡后，两人共同论学，教诲弟子，远近求学者接踵而至， “远近问学者履盈户”。如陕西三原温纯从孙应鳌20年，后累官至湖广参政、河南参议、浙江巡抚，拜南京户部、工部尚书等。万历中叶，“平旦草堂”、“学孔书院”、“山甫书院”盛极一时。如“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提学贵州时，亲晤孙应鳌于“山甫书院”；江右名士邹元标谪黔，也“首访请平孙应鳌、思南李渭，所至讲学必称两先生，以示圣贤为必可学”。郭子章也亲访孙应鳌遗迹，并与御史毕三才建“孙文恭公祠”，“以彰往而劝来也”。他还特地为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作《乡贤传》，他鼓励黔中弟子上下切磨，“得如三公者”。[2]

　　都匀卫是黔南要冲，以此为中心的黔南地区，也深受王学影响。早在嘉靖29年（1550），徐樾著名弟子赵大洲就被贬为荔波典吏，他与孙应鳌同出徐樾之门，他们长期论学。万历5年（1577），邹元标因弹劾张居正，被谪戍都匀。邹元标“居匀六年（1577--1583），时时与都人讲天人性道之学”， “益究心理学，岁数访淮海证可否，学以大进”。邹元标又建都匀“鹤楼书院”，“日惟讲明王守仁良知之学”，“与匀士共相切劘”， “从学者何啻百数”， “得其传者，首推陈给事尚象，余巩令显凤、吴解元铤，而陆从龙、德龙、艾友芝、艾友兰兄弟次之”。其中，陈尚象、余显凤、吴铤学有所得，传道有功，被尊为都匀“三先生”。陈尚象中万历8年（1580）进士，官户科给事中，主四川乡试，转刑科给事，因力言建储事，仗剑削籍归，他在都匀20余年（1592--1613），“惟以兴起学术为事”，又修篡万历《贵州通志》，为黔书善本。“可谓不负所学，不愧师门也已”。余显凤乃独山州人，独山州无学，因就学于邹元标门下。万历7年（1579），余显凤中举，他与邹元标“从最久，所得尤深”，“州人讲正学，有科名，并自巩县（余显凤）起”。吴铤被邹元标称为“黔第一士”，万历10年（1582），中乡试第一，邹元标离开都匀后，“匀士多从金廷（吴铤）游，金廷亦毅然以师道自任，而其弟镛、铎，及甥朱振祚咸信之深，没，尤心师之”。另外，都匀陆氏兄弟（陆从龙、陆德龙），麻哈州艾氏兄弟（艾友芝、艾友兰、艾友芸）皆有所得。为纪念邹元标的教化之功，众多弟子建“南皋书院”（“南皋”是邹元标字），巡抚江东之题名并作《记》。由此可见，以都匀为中心的荔波、独山、麻哈等黔南地区，在16世纪晚期也深受王学影响，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王学后人。

　　然而，1620年代以后，由于多方面原因影响，贵州阳明心学迅速衰落式微。一是因为孙、李、马、邹的弟子们相继去世，后继乏人，如萧重望、陈尚象等在1610年代去世；陆从龙、陆德龙兄弟则死于1620年代的奢、安之乱。二是贵州连年战乱，社会动荡，贵州书院大多被毁，如阳明书院直到康熙年间才修复。三是明廷为打击东林党，封毁天下书院，禁止自由讲学。四是人们厌恶王学泰州末流空谈误国，转宗程朱之学和考据之学。贵州心学在时代风气影响下，迅速衰微下去。

余 论

　　王阳明在贵州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学说，标志着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初步形成。王阳明始终关注人的超越性与神圣性，他明确回答了人的价值从何而来的问题。王阳明认为：人如果有价值，有超越性与神圣性，那么，它们一定不是来自于外在的事物，而应当内在于人的良知，内在于人心的至善。因此，他一反程朱末流专意“求理于外”的歧出，而直契孔孟心性本源，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心外无理”，大得圣贤宗旨。所以，阳明心学是求仁之学、成圣之学、实践之学，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学问。由于阳明心学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崭新的时代特点，能将人从来匍匐于天理之下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因此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同时，阳明心学又有简易直截的特色，使其具有了极强的平民性，因此在民间也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清初大儒黄宗羲称：“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而求诸心……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顾炎武也称：“文成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而见白日，岂不大快！”“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梁启超也称：“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样，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总结，吐很大光芒。”[3]

　　王阳明谪黔悟道讲学，使儒学大规模进入贵州，书院讲学活动迅速兴起。王阳明到来时，贵州只有两所书院，即铜仁“铜江书院”和刚修复的贵阳“文明书院”。王阳明之后，黔籍弟子不断兴建书院，至明末共130余年间，贵州书院增加到近30所，大约平均每4年建一所。这些书院遍及全省，使贵州原有的质朴民风为之一变。“夷俗已变，文教大兴”，“黔俗丕变”。贵州士人不再安于土俗，他们潜心向学，人才蔚然兴起。据统计，王阳明之前100年间（1408--1508），全国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贵州附试云南或湖广，中举者从1人逐渐增加到10余人；而王阳明讲学“文明书院”的当年（1509），贵州中举者就骤然达到21人。嘉靖16年（1537），贵州首次单独开科考试，定名额为25名，此后逐年从每科25人增加到40人（1621年）。在明代贵州1720余名举人中，王阳明之前100余年仅有350余人，王阳明之后100余年有1360余人，增加约4倍。故民国学者杨恩元说：“（贵州）人才极盛，实在明中叶以后。”由此可见，王阳明以及他所开启的贵州阳明学派，对加快贵州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的确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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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黔诗纪略》卷三。

[2] 《黔记》卷十五《艺文志下》。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