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学术文化的远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尹珍。然而，直到明中叶以前，贵州文化并未取得重大进展，长期处于停顿状态。明正德3年（1508），王阳明谪戍龙场，悟道讲学，使贵州圣学昌明，文教大兴，书院遍布，人才鹊起，贵州学术思想遂笼罩于阳明心学之下,黔中王学（“黔学”）于是诞生,以此为契机，贵州本土学者形成了贵州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地域性儒学派别----贵州阳明学派。贵州阳明学派以龙场为圣地，以贵阳为中心，先后掀起几次讲学高潮，心学思想在贵州不断发展和成熟，并形成了五大王学重镇。万历36年（1608），江右学派郭子章巡抚贵州期间，著成《黔记》60卷，其中收录了贵州阳明学派的不少史料，并特为贵州“理学三先生”作《理学传》一篇，这是对贵州百年心学进行的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总结。本文以王阳明及其黔籍弟子为对象，简略梳理黔中王学的源起、发展、成熟过程，并扼要分析他们的思想特点，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一、“余姚之学，成于龙场”
正德3年（1508），贵州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年，王阳明因忤权阉，谪戍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他在生死边缘之际，潜心探究圣贤之道，终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学说。他以简易直截的特点，超越了程朱末流的支离绝裂，具有崭新时代特点的阳明心学体系（王学）于是在贵州初步形成了。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
关于龙场悟道的始末，《年谱》记载为：
（正德三年）春，至龙场。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鸟夬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己！’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谈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1]
龙场悟道仿佛是一种神秘体验的结果，其实，这是王阳明长期探索圣人之道的必然。王阳明37岁时的龙场悟道，正是其生命与学术转折的关键性枢纽。王阳明早在11岁时，就立下圣人之志。他遍访名师，通读经典，未得其门而入。只有在龙场这样的生命绝境下，剥除所有外援局限，反身内省自求，最终悬崖撒手，才真正契入了生命本有的真实状态，从而获得生命和境界的全然洞开，达到身心与万物同为一体的无限自由境域。正如王阳明著名弟子徐爱称：“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2]
龙场悟道的实质是对“求理于吾心”的彻底透悟，也就是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王阳明通过对“格物致知”重新进行诠释，从而颠覆了传统的“格物致知”学说。换言之，即传统“格物致知”主张探求外物，以成就知识，这是知识的进路；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主张“格心”、“正本”，要求先立其大，直指本心，成就圣贤人格，这是道德的进路。具体言之，也就是王阳明把宋儒“求理于外”一改而为“求理于内” ，将“物理吾心，终判为二”一改而为“内外浑一”、“万物同体”。他认为：人之本心生来就是纯然至善，这就是良知。良知知善知恶，知是知非，不学而能，不虑而知，是则从之，非则改之。顺良知而行，充扩良知于事事物物，这就是致良知。他还认为：良知既是天理的自然流露，也是本心的真实发用；良知既先验超越，又内在自足。因此，人的本心与天地之心同为一个心，万物一体，一归于心，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于是，王阳明以心理合一的一元世界取代了心理两分的二元世界。所以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3]王阳明力矫宋儒“支离决裂之病”，扫尽枝叶，独寻根本，确立起“心”的终极本体地位，实现了宋明理学内部由“理”到“心”，由外到内的重大理路转变。
龙场悟道的第二年（1509），王阳明又形成了“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一方面是“心即理”、“求理于吾心”的逻辑发展，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宋儒先知后行，知行分离而提出的救弊之方。王阳明认为：既然心是最高主宰和终极本体，那么一切知都是心之知，一切行都是心之行，知与行都是心的运作，都是心体显用，都以心体为依止；心统体用，体用一源，知行合而为一，不可分割。因此，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4]“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知。”[5]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6]在王阳明看来，人始终在行动中，行动构成了人的全部存在，即使思想也是一种内在性的道德意念行动。所以，他又说：“一念发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7] “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8]由此可见，阳明心学是特别强调主体自觉的生命行动哲学，既是尽心之学，又是实践之学。
王阳明悟道以后，旋即在贵州传道讲学。在龙场，他修建“何陋轩”、“君子亭”、“龙岗书院”等，向当地苗夷弟子讲授心学。“居职之暇，训诲诸夷，士类惑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者如堵焉”， “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当日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鸟夬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王阳明与诸生相互问答，反复探讨，并赋诗纪其讲学盛况。他又作《教条示龙场诸生》，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勉励弟子，要求弟子“事上磨练”，躬身践行。“先生与群弟子日诵良知之旨，听者勃勃感触”，当地苗夷弟子与远近士人前来听讲者达数百人。“于是贵之人士执业景行者接踵，而远亦暨四方之从游先生者，自是日弥众。”[9] “诸生远近皆裹粮从之游”。贵阳诸生陈文学、汤伯元、叶子苍等前往就学于门下。湖南蒋信、冀元亨、刘秉鉴等也不远千里，前来求教，大有得而归。
王阳明龙场悟道和讲学，使万山丛中的龙岗书院名声远播。水西彝族土司安贵荣遣使问候，表达崇敬之情。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则修复贵阳“文明书院”，邀请王阳明主讲其中，并亲率书院诸生200余人“以所事师礼事之”，“公余则往见论学，或至夜分”，“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贵州士子纷纷前来请教受业，“士类感德，翕然向风”，“贵竹之士从而与游者日众亦”，“诸生环而观听常数百人，于是黔人争知求心性”，[10] “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
从正德3年到5年（1508-1510），王阳明在贵州只停留短暂的三年时间，但他的悟道和讲学活动，却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的大规模学术活动，不仅揭开了贵州持久的书院讲学活动的序幕，而且也为贵州播下了阳明心学的种子，开创了贵州全新的学风、民风。故翁同书称：“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文成……良知之理，用是风励学者，而黔俗丕变。”[11]李崇畯称：“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岗始；龙岗之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先生慨然阐性道以牖人心，而夷俗已变，文教以兴。”张輶称：“三百年来，黔人知圣贤之学，实自先生倡之。”[12]民国学者陈矩引《明诗纪事》云：“终明之世，吾黔学祖，断以文成为先，信不诬也”。[13]阳明心学首传于贵州，因此在所有王门学派中，黔籍学子独领风气之先，最早得阳明亲传。此后至江右、泰州，心学风行天下，余波所及，远至日本、朝鲜等国，其传播之广，延续之久，影响之巨，在世界思想史上也是极少见的。故王学益称：“阳明之学言于天下，由贵始也。”[14]郭子章也称：“海内谈圣学，半宗余姚。余姚之学，成于龙场。”[15]王阳明因教化边地之功，被历代学者尊奉为“黔学之祖”。贵州作为阳明心学的起源地，也被学术界公认为“王学圣地”。[16]
二、 “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
1510年代--1530年代，是黔中王学的形成时期。王阳明离开贵州后，当年亲承心性之传，独领风气之先的黔籍弟子逐渐结成学术群体，他们相互唱和，证发师说，倡建“阳明书院”，刊刻阳明遗言，共同弘扬心学，掀起了贵州史上第二次讲学高潮。以龙场为圣地，以贵阳为中心，以阳明书院为标志的贵州早期阳明学派形成了。其中著名代表为“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17]的陈文学、汤伯元。
1、“得阳明之和”--陈文学
陈文学，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字宗鲁，号五粟山人，晚号娴移生，学者称五粟先生，因曾任陕西耀州知州，故又称陈耀州。他十余岁能诗文，阳明讲学龙岗书院时，他以诸生身份前往谒见，亲聆教诲，潜心向学，深受阳明赞许。在阳明的黔籍弟子中，惟陈文学得王阳明赠诗一首。[18]他又随王阳明往贵阳文明书院，深得“知行合一”之旨，学业大进。王阳明离开贵州时，曾在镇远邸店中致信黔籍弟子，告诫他们“努力进修”。[19]陈文学谨遵师训，勇猛精进，正德11年（1516），中举，累官至陕西耀州知州。他不乐仕进，慨然而有求道之心。正德14年（1519），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时，陈文学辞官归里，矢志弘扬心学。嘉靖8年（1529），王阳明病逝，陈文学于是专提阳明“求放心”之教。嘉靖13年（1534），阳明私淑弟子王杏巡按贵州，陈文学联络阳明黔籍弟子数十辈，请建贵州“阳明书院”及“阳明祠”。嘉靖30年（1551），贵州巡抚赵锦重建龙岗书院，陈文学又作《何陋轩歌》纪之。陈文学晚年与汤伯元相互唱和，撰有《耀归诗集》、《余历续稿》、《娴移录》等著作。76岁卒，门人将其著作汇编为《陈耀州诗集》，又称《五粟山人集》。
陈文学精通理学，兼擅诗文。他早年潜心究学，中年证以师说，大得阳明心性之传。莫友芝称他“得阳明之和”。[20]陈文学的心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涵养本心
从陈文学字“宗鲁”，即可判断他热衷于圣学。然而如何才能真正契入圣域？他最初乃是遵循知识的进路，即通过知识的积累以求理，尤其是通过诗文的学习来摸索圣人之道。王阳明针对陈文学之偏弊，指示入学门径云：
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又为昆仑派，一泻成大川。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21]
王阳明主张为学先立根本。此诗便是指示陈文学涵养根本。何为根本？王阳明认为圣贤本心就是根本，圣人之学就是尽心之学，不可以末为本，以小害大。他认为古今无歧异，千圣同此心，尘埃之中，古今一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向外求理，人云亦云，只是偏离根本；向内求理，尽吾本心，便可直达圣域。所以涵养本心，既是涵养根本，也是为学第一紧要事。故王阳明反对一味记诵举业，专攻词章训诂之事，认为那只会成就只懂俗学、一派陈言的庸才。他训诫弟子说：“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不立志，一生随俗逐物而去。”[22]他认为整天在无用之虚文中用功，则不可能进入圣域。他感叹：“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23]他认为为学之道如果仅在学文弄辞章，则是逐外而遗内，是落于支节而偏离根本，是培养外在枝叶的繁茂，而陷于藤蔓支离。因此，必须放弃俗学陈言，直契圣域，使心物一体，廓然大公，犹如长江黄河，源出昆仑，一泻万里，直奔大海。
陈文学努力践履王阳明培养本心之旨，他罢官归里后，“精究学业，证以师说”[24]所谓“学业”乃是王阳明所指示的尽心之学。他一面勉力精进，切己体悟，一面则引用师说，相互应证。《黔记》、《黔诗纪略》都充分肯定了陈文学在心学上的成就，赞扬他承阳明之学以开黔学的贡献，认为不可仅以诗翁视之。
（2）静悟工夫
如何体悟本心，涵养根本，以达圣贤之境？陈文学乃是谨守王阳明在龙场时的静坐悟入方法。静坐是心学的一种入门教法，王阳明早年就是以静坐工夫引导初学者入门的。他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25]王阳明教初学者静坐，是补收放心的一段功夫，使人在静思息虑中，体悟心体之本然真善。静坐的目的是“觉”，“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26]通过内省觉醒，扫除成见，剥去束缚，恢复本心的纯然至善，然后发用于人伦日用，参与社会价值与意义的创造实践，成就圣贤人格。静坐教法，不必死读书，不必求理于外，只是反观内视，求诸于心，这样可以免于牵制支离，忘内驰外，具有简易直截的特点，因此受到初学者的欢迎。
陈文学在阳明指点下，不仅认真践履阳明涵养根本之旨，而且继承阳明静坐入悟方法。他以证悟师说为己任，慨然倡导黔学，“杜门不预世事，终日静坐，默记先圣语言，与师说相证发”。[27] “一切世故罔预，稍闲即与圣贤对”。[28] “杜门不预世事，静对圣贤”。[29]“杜门不预世事，终日静坐，精究学业，证以师说，修然自得”。[30]陈文学在程番府《文明书院记》中，强调的正是“求放心”的阳明静坐教法。[31]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静坐证悟工夫，并非要人整天死灰枯寂，而是要在静一状态中打开心灵的层层局限，使之跃入无遮隔、无障蔽的空廓境界，从而与千古圣贤之心体相通。王阳明说：“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定亦静’的‘定’字，主其本体也。”[32] “静坐证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悟”，即在静坐中剥除障蔽，提升境界。另一方面是“证”，即将自己所悟与经典相印证。所以静坐证悟实际是在静默中言说，在无言中立言，一如王阳明龙场悟道后，“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33]静坐证悟是王阳明引导初学者的一种重要方法，而深得阳明之传的陈文学采用静坐证悟方法，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故陈文学作《阳明集诗》云：“不拜先生四十年，病居无事检遗漏。羲文周孔传千圣，河汉江淮会百川。”[34]可知他已深得阳明学之真味，所以郭子章称：“五粟之学有自来矣。”[35]肯定了他的思想与王阳明早期心学一脉相承。
（3）得阳明之和
陈文学早年受阳明指点，加之中年静坐证悟，使他对阳明心学有深切理解和切实继承，所以莫友芝称他“得阳明之和”。[36] “和”是一种心体自然流露的和畅状态。《中庸》云：“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王阳明也说：“心正则中，身修则和。”[37]徐爱称王阳明“和乐坦易，不事边幅”。[38]经过长期的静坐体悟和涵养根本，陈文学也达到了行止中节，与道同乐的“和乐自得”境界。
陈文学的“和乐”境界可由以下几方面看出：第一，“唯竟所适，殆无一时不自得”。[39]这是体悟心体，契入无限自由的物我两忘境界，也是一种本体之乐，无我无执，无内无外，与万物同体，与圣贤同心，心物交融，和乐自得。这正是陈文学长期静对圣贤，并体悟师说万物同体之旨的结果。第二，娱情养性，游艺诗书棋画。陈文学是贵州早期阳明学派中精通心学，又以诗书见长的学者。他常在修学之余，游艺于诗文书画，以娱情养性，“倦则觉故纸，临古法帖以自娱，宾或至，下榻请话，论文谈诗，博奕啸歌，随意所适，至忘晷刻”。[40] “随意所适，恬如也”。[41]王阳明当年在龙场与众弟子讲学论文，郊游歌咏，不知老之将至。陈文学当年与王阳明朝夕相处，皈依心学，自然深得其乐。第三，心之超越悠远，不以生死为念。陈文学60岁时，卜者告其将不利。陈文学乃自作墓志铭，以待命尽。其后16年始遇疾，有客问疾，陈文学谈笑自若，慰藉客人，并告：“别矣，善自爱！”客去，危坐而逝。陈文学自作墓志铭，以待天命，与客谈笑而终，可见知天俟命，生死不足以挠其心，反映出他的心学涵养与工夫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所以《贵阳府志》称他“有定性如此”。[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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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2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2] 《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3] 《王阳明全集》卷四《与王纯甫》，第1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4] 《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第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5] 《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第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6] 《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7] 《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8] 《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9] 王学益《改建阳明祠记》
[10]《黔诗纪略》卷三
[11] 道光《贵阳府志·翁同书序》。
[12] 张輶《阳明祠记》。
[13] 陈矩《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记》。
[14] 王学益《改建阳明祠记》
[15] 郭子章《黔台校禾丸录》
[16] 日本学者矢崎胜彦、冈田武彦称龙场为阳明心学的圣地，他们的观点得到学术界公认。参见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第34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又见《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第10页，1997年12月版。
[17] 《黔诗纪略》卷三。
[18] 《赠宗鲁诗》，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九《续编四》，第10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19] 《镇远旅邸书札》，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一《续编六》，第1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20] 《黔诗纪略》卷三。
[21] 《赠宗鲁诗》，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九《续编四》，第10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22] 《教条示龙场诸生》，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第9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23]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24] 《贵阳府志》卷73《明耆旧传》。
[25] 《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26] 《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第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27] 《黔记纪略》卷三。
[28] 《黔记》卷四十七《乡贤传》
[29] 康熙《贵州通志》卷18《人物志》。
[30] 《贵阳府志》卷73，《明耆旧传》。
[31]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志》。
[32] 《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第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33]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2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34] 万历《黔记》卷四十七《乡贤传》。
[35] 《黔记》卷四十七《乡贤传》。
[36] 《黔诗纪略》卷三。
[37] 《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第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38] 《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39] 《黔诗纪略》卷三。
[40] 万历《黔记》卷四十七《乡贤传》。
[41] 康熙《贵州通志》卷十八《人物志》。
[42] 《贵阳府志》卷73《明耆旧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