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得阳明之正”--汤伯元

　　汤伯元，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十四岁时丧母，继母严厉，两弟畏而出亡。汤伯元委曲尽善，事以诚孝，继母乃慈。王阳明谪戍龙场驿时，汤伯元前往求教，得入门受业，修心性之学。后又随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得“知行合一”之旨。王阳明离开贵州后，汤伯元继续努力修学。正德11年（1516），他与陈文学同科中举。正德16年（1521），正当王阳明在南昌揭“良知”宗旨时，汤伯元成进士。他为官十余年，曾任南京户部郎，出守潮州知府，后改巩昌知府，便道归省，中势家飞语，乃罢官归里。是时，王阳明病逝已数年，贵州士人仍走祭龙场或在家遥祀阳明。汤伯元联络陈文学等阳明弟子数十人，恭请王杏兴建阳明书院，“以慰士民之怀”，“以激劝边人”。[1]他晚年以诗自娱，又与陈文学相互唱和，81岁卒，著有《逸老闲录》、《逸老续录》。

　　汤伯元是王阳明在贵州的亲传弟子，莫友芝称他“得阳明之正”。[2]他的心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孝弟为本

　　孝弟历来被视为“为仁之本”。王阳明在龙场时，就以孝弟教训弟子。其《客座私祝》云：“但愿温俭直谅之友来以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并手书此文悬于龙岗书院“宾阳堂”。[3]王阳明认为，孝弟是至善良知的自然流露，不假思索，无须外求。他说：“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4]因此他主张，孝弟不当求诸父母，而当求诸本心。“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为孝，发之于君为忠，发之于朋友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5]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母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进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6]

　　汤伯元力行孝弟，忠实践履阳明之教。郭子章称他“性孝友”。[7]在汤伯元少年时，因继母严厉，两个兄弟畏而外出，汤伯元则“事以孝，卒致其慈”。[8]汤伯元为官后，在任思亲，“不获迎养，则遥望呜咽”，有“肠断九回情独苦”之句。[9]罢官后，又念二弟出亡，随时多方设法寻找，后获一弟于普城，于是为其择室，辅其登仕。惟求另一弟终不可得，一生以为憾事。

　　汤氏一门以心学传家，其子、孙、曾孙三辈皆中举人或进士，“在明三世，皆能世其家”。[10]天启2年（1622），贵州有奢、安之乱，汤伯元之孙师炎奉命平乱，不利被执，大骂不绝，于是遇害。其曾孙景明中进士，任吏部郎中，出为荆西道右参政，他“性坦易，不饰边幅，与人交，蔼然可亲，人或犯之，不校也”。[11]汤氏一门得阳明心学之传，精修力行，以孝弟忠壮闻名于后，堪称百年心学世家。

（2）闲逸自乐

　　汤伯元为官清廉耿直，罢官归里后，又以诗词自娱，自称“逸老”。他晚年与陈文学相互唱和，著有《逸老闲录》、《逸老续录》。由此可知汤伯元进退出处，不受世俗牵挠，有闲逸自得之乐。

　　求乐是儒家的一种境界追求。孔子对曾点之乐大为赞赏，王阳明认为乐是心体的自然流露，是体道之乐，洒脱之乐，超越之乐。他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12]他强调“常快活便是功夫”。[13]王阳明在龙场与诸生优游山水，乐而忘归，留下了大量诗作。[14]他求乐之教对汤伯元产生了很大影响。

　　汤伯元早期史料及其诗作已散佚，我们虽无法知道他闲逸之乐的具体内容，但仍可从与之相互唱和的陈文学获得一些线索或信息。邵元善称陈文学之诗“大半在溪山花月、杯酒游览间，触趣而发，不强作，其冲澹如栗里，萧散如苏州，沉郁温藉如少陵”。[15]他们悠然于溪山花月，自得于杯酒游览，可见其潇洒胸襟、闲逸自乐的神情。王阳明当年与诸生优游于龙场山水，歌咏而归的情景似乎又重现在眼前。

（3）得阳明之正

　　莫友芝曾对汤伯元的心性之学总结道：“先生得阳明之正。”[16]所谓“正”，乃是本心之正。如何才能心正？王阳明曾说：“从事于去人欲，则自正。”[17]又说：“有所忿悖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18]王阳明认为本心归正，必须先诚其意，即通过反身内视的诚意功夫，在意念萌动处为善去恶，去其私欲障弊，心体自然归正，自然廓然大公。阳明心学既是尽心之学，又是实践之学。阳明曾告诫弟子，不仅要心上体悟，而且更要事上磨炼，换言之，即要知行合一，实地用功，切不可悬空想个心体。阳明晚年专提“致良知”三字为宗旨，就是要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19]

　　王阳明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之学对汤伯元产生极大影响。汤伯元为官十余年，清廉耿直，言行方正，他曾自题诗云：“仕逾十载养全贫”。[20]他任广东潮州知府时，更表现出了廉直方正的品格：“潮剧郡，商旅辐辏，榷税猥杂，士夫又好请托以挠官府。伯元至，裁决如流，临税租不一染指，缙绅有干请者，则糊刺堂壁以愧绝之，人由是御伯元，甫三月，改巩昌，未几，中潮势家飞语，罢归。”[21]以上可见陈文学即知即行，涵养醇厚，心体光明，同时也说明了黔中学者不仅充分发挥了阳明的尽心之学，而且在事功上也大有作为。

三、“理学三先生”

　　1540年代--1570年代，是黔中王学的发展和成熟时期。此间，继汤伯元、陈文学以阳明书院传播心学之后，当年就业于龙岗书院的楚中巨子蒋信，以及泰州王艮弟子徐樾相继提学贵州，他们重振龙岗、文明、阳明三大书院，并新建“正学书院”，[22] “讲明心学，陶铸士习”，“一时学者翕然宗之”，又“刊守仁所著书于贵州，令学徒知所景仰，士风为之一变”。贵州不仅在全国较早出现了专门传播心学的四大书院（龙岗、文明、阳明、正学），更涌现出了影响全国的著名学者----马廷锡、李渭、孙应鳌等。他们著书立说，立教化俗，掀起了贵州第三次讲学高潮，培养出大批卓有成就的心学弟子，这是贵州儒学史上前所未见的盛况。马廷锡、李渭、孙应鳌因此被尊称为贵州“理学三先生”。



1、“贵阳名士”--马廷锡

　　马廷锡，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字朝宠，号心庵，学者称心庵先生，因一度出任四川内江知县，故又称马内江。马廷锡早年受阳明书院讲学之风的影响，热衷心学。嘉靖18年（1539），蒋信提学贵州，重修文明、阳明两书院，又新建正学书院，重举阳明宗旨，马廷锡受学于门下，粹然有成，卒成“贵阳名士”。[23]次年（1540），中乡举，选为四川什邡县教谕。一年后，升内江知县。甫二载（1543），因念所学不尽澈，遂弃官求道。时蒋信已解职返湘，筑武陵（今常德）桃冈书院，聚徒讲学。马廷锡遂投走桃冈，再师蒋信，数年卒业，返归故里，于贵阳城南渔矶构栖云亭，杜门不仕，一意讲学，前后达三十余年，南方学者争相负笈请业，渔矶栖云间，俨然如嗣桃冈之盛。嘉靖36年（1557），巡抚王绍元以真儒荐于朝，马廷锡坚辞之。提学万士和、巡抚阮文中、布政蔡文、按察冯成能相继举荐，亦不出仕，于是延请其主讲文明、正学两书院。因文明、正学不足以居诸生，隆庆4年（1570）又于城东别建阳明书院，移马廷锡讲学其中。冯成能时时来会，听者常数百人。马廷锡讲晦不倦，兴起者甚众。马廷锡晚年与李渭、孙应鳌住复论学，撰有《动静解》、《自警辞》、《警愚录》、《渔矶集》、《渔矶别集》等著述。

　　马廷锡求道讲学时期，正是阳明弟子奔走全国，大倡心学的时代，而贵州此时恰值陈文学、汤伯元晚年闲居与李渭、孙应鳌外任未归之时。马廷锡于是弃官求学，两次师从蒋信，著书立说，阐发万物一体之旨。他在贵阳讲学达三十余年，上连陈文学、汤伯元开创的黔学端绪，下启李渭、孙应鳌大昌心性的道学宗风，成为首次大规模阐发阳明心学的本土学者。他为阳明心学从贵阳逐渐覆盖全省揭开了序幕，也标志着贵州阳明学派已经走向成熟。

　　马廷锡的心学思想主要有：

（1）心气合一

　　理气心性是宋明理学家讨论的重要问题。程朱学派主张格物穷理，通过对物理的无限探求，达到心性的完善而成为圣人。陆王学派认为这是牵于外物，物理心性，终判为二。他们主张万物一体，一归于心，通过反观内视，存心养性，直达圣域。作为王阳明的第二代弟子，马廷锡坚持了后一种观点。

　　马廷锡晚年作《动静解》云：“万卷精通是聪明枝叶，一尘不染可窥心性本根。”[24]这说明马廷锡反对一味博览群书，因书求理。他的根本着眼点在于直证本心，使心超越外物牵制，直契圣域，感通天地，纵横古今，达到太和境界。他长期的涵养，使他达到了心气合一的境界。“久之，悠然自得于道林所谓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者，更不思索，随所感触，浑是太和元气。”[25]

　　何谓“太和元气”？其师蒋信曾说：“一日，忽觉洞然宇宙，浑属一身，始悟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六经俱生，凡言命，言道，言诚，言太极，言仁，皆是指气而言。宇宙浑是一块气，气自于穆，自无妄，自中正，纯粹精，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体认，心是气，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岂有个心，又有个理？此气充塞，无丝毫空缺，一寒一暑，风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与一片精灵知觉，总是此生生变化，如何分人我？”[26]由此可知，“太和元气”是指“自无妄，自中正，纯粹精，自生生不息”的纯然之气。宇宙浑是一体，皆由太和元气组成，而此气本不离吾心。故蒋信又说：“宇宙只是一气，浑是一个太和。”[27]又说：“而无像非尔乎？……六合之内，何物非吾物，何有非吾有？”[28]

　　万物皆气，气归于心，心气合一。通过存心养性，当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时，则心体跃入无限空廓的广阔自由境界，感通天地万物，纵横中外古今。所以马廷锡在贵阳城南渔矶栖云亭，“静坐其中三十余年，悠然有自得之趣”。[29]此“自得”乃是心超然于外物所制，万物不足挠其心的与道同乐境界。马廷锡直到晚年，仍继续进行体验和探求。《渔矶别集》一书当发挥了他的成熟思想。他请李渭作《序》，特地要求讨论“心法”。李渭主张“心无定法”，[30]马廷锡主张“心有定法”。他认为千圣相传，唯一心法而己，心法的有无是马廷锡与李渭在心体论上的一大区别。

（2）默坐澄心

　　“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是蒋信之学的核心。蒋信早年在龙场就学时，得得王阳明“默坐澄心”之法，后于京师受业于湛若水，又得湛氏“随处体认天理”之学。故蒋信得王、湛两家之长，形成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为学宗旨。《明史》称：“信践履笃实，不事虚谈，湖南学者宗其教，称之曰‘正学先生’。”[31]嘉靖18年（1539），蒋信提学贵州时，“振阳明、文明书院，新置正学书院，重举阳明宗旨，择士秀者养于中，示以趋向，使不汩没于流俗，教以默坐存心，体认天理，一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心庵为之冠”。[32]马廷锡得蒋信亲传，推其渊源，实源于王、湛两家。

　　蒋信“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之学主张兼知行，合内外，贯动静，正如其师湛若水说：“体认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内外言之也，天理无内外也。”[33]又说：“所谓随处体认天理者，随未发已发，随动随静，盖动静皆吾心之本体，体用一原故也。”[34]所以蒋信认为，天理随处流行，无分内外，易言之，体认天理不只是静或未发时的功夫，而且也是动或已发时的功夫，切不可专内遗外，知行割裂。他要求一方面心中澄然无物，静中体悟；另一方面又勿失于动，实地用功。他说：“万物一体之义，不当求于静中光景。人与万物同于宇宙胞胎中，何有彼我之分，为心所蔽，故只见得尔为尔，我为我，若心中澄然无物，便知宇宙浑然无物非我，此心便是无物不贯。故学只在胸中无物耳，自今吃紧一点，只在澄心上用功，不必想像摸拟也。”[35]蒋信又用伊川与其弟子尹和靖的事例说明动的道理：“昔尹和靖既悟仁体，言于伊川曰‘静中观万事皆平等无疑。’伊川曰：‘须始动上有此景象始得。’夫一动一静之间，此天地神圣同一，至妙之机要，必勿失于动，然后为存存实地。”[36]蒋信之学笃实真醇，故《黔诗纪略》称：“楚中传姚江学者，虽有耿定向天台一派，流至泰州王艮，然后多破坏，不如武陵蒋（信）、冀（元享）得其真醇。”[37]

　　马廷锡长期追随蒋信，对其学问极为服膺。“马服其教，卒成贵阳名士”。[38]他一方面静坐体悟，一方面又注重实地功夫。他以静坐为入手功夫，澄心见性，悠然自得。但又并非禅定枯寂，他一生交游讲学，开拓贵州心学空间，促进了贵州阳明学派的发展。故冯成能称他：“相与寻致知之端绪，究精一之心传，则复勃然兴起，盖若先生（阳明）复出，而相与周旋问难于何陋、宾阳间也。”[39]而王绍元也称他“德智温纯，制作古雅，笃信好学，妙契圣贤之经旨，默坐澄心，远宗伊、洛之渊源……记其官，虽若卑职，求其人，则为真才。”[40]以上说明马廷锡以“动静结合”的涵养功夫，形成了德行兼备的个性性格，深受时人好评。

（3）抱守初心

　　马廷锡曾在其《自警辞》中励志云：“抱守初心，周旋世务，精诚必贯于金石，志行必合于神明。”[41]这是他志行高洁所使然，也是他对“初心”、“习心”深刻领悟的结果。所谓“初心”，“习心”，乃是湛若水关于心性论提出的观点。“初心”是指纯然至善的本心，人心一念萌动，无有不善，这就是初心。人心初动，未被私念沾染，故无有不善，此即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与此相反，“习心”是指人后天被私念遮蔽而本心不能显露的状态。习心并非是另外一心，只是因受私欲遮蔽，初心无法显露罢了。[42]

　　郭子章有这样一句话：“公（马廷锡）与蒋道林、孙淮海诸公讲性命之学，其旨以静养为主。”[43]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马廷锡是一意静坐，陷入禅定枯寂的人。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其一，从义理上看，马廷锡师承楚中巨子蒋信。蒋信反对“静中光景”，认为无分动静，皆可体认无理。“至妙之机要，必勿失于动，然后为存存实地”。[44]马廷锡得蒋信笃实真醇之学，因此他动静结合，并未一意静坐禅定。其二，从品行修养上看，马廷锡并非枯寂静定，不问善恶。他早在四川什邡教谕任上，就“以敦伦为重，立品为先，身先堇率，终始不殆”。[45]后万士和举荐他时，称他为“高贤”，王绍元称他为“真才”，[46]足见他品行高洁，才学卓绝。其三，从事上磨练看，马廷锡弃官求道，交友论学，著书立说，阐发心性义理，讲学三十余年，屡荐而不出仕。他被聘请主讲文明、阳明、正学三书院，培养了众多弟子，极有功于贵州心学发展。以上足见马廷锡既是虔诚的体道者，又是坚定的行道者。

　　“抱守初心，周旋世务”是马廷锡经世关怀的贴切表述。他一方面坚守至善本心，一方面又关注世事。他以至善本心为指针，积极参与世间事务，这正是一个儒家学者一贯的抱负和追求。马廷锡首开贵州士子独立讲授理气心性之学的风气，且讲学活动长达三十余年，不仅是贵州历史上努力开拓儒学理念的教育家，而且也是贵州阳明学派成熟期的开创者，他大有功于贵州阳明学派的发展和壮大。



2、“理学名臣”--李 渭

　　李渭（？-1589），字湜之，号同野，学者称同野先生，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人。其祖上在明初颇有军功，世袭思南府蛮夷司副长官之职。至其父李富，以支子未袭。李富有学识，李渭少受庭训。15岁时，病肺，屏居小楼，其父以“毋不敬”、“思无邪”教之，李渭时时体悟，从此却除妄念，专求本心，“恍惚若有得”。[47]嘉靖13年（1534），陈文学、汤伯元倡建阳明书院时，李渭以《易》中举。嘉靖18年（1539），蒋信提学贵州，李渭前往请学。蒋信破其“楼上光景”，李渭背汗淋淋，于是发愤好学。李渭出官外任30余年，先后历任华阳知县、和州知州、高州府同知，升应天冶中南户部郎，出韶州知府，晋广东副使，迁云南左参政。

　　李渭以精通理学及讲学不辍而闻名。他“生平无日不以讲学为事”，曾言：“我于讲学，直拼生拼死不休！”[48]在韶州时，李渭建“求仁馆”，与学者讲学其中。万历初归里后，又建思南“为仁堂”，并讲《易》于“点易洞”。他以“四礼”训俗，居乡讲学达20年，远近问学者以千计。李渭晚年著有《先行录》、《毋意篇》、《大儒治规》等。他又与马廷锡、孙应鳌互派弟子，切磨论学，并为马廷锡《渔矶别集》作序。




--------------------------------------------------------------------------------

[1] 王杏《新建阳明书院记》，见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志》。

[2] 《黔诗纪略》卷三。

[3] 参见宾阳堂《客座私祝》拓片。

[4] 《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5] 《书诸阳伯卷》，见《王阳明全集》卷八《文录五》，第2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6] 《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7] 《黔记》卷四十六《乡贤传》。

[8] 《黔记》卷四十六《乡贤传》。

[9] 《黔诗纪略》卷三。

[10] 《黔诗纪略》卷三。

[11] 《黔诗纪略》卷三。

[12] 《与黄勉之》，见《王阳明全集》卷五《文录二》，第1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12月版。

[13] 《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第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14] 参见《居夷诗》，《王阳明全集》卷十九《外集一》，第692页--第7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15] 郭子章《黔记》卷十五《艺文志上》。

[16] 《黔诗纪略》卷三。

[17] 《传习录一》，见《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第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18] 《传习录一》，见《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第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19] 《传习录二》，见《王阳明全集》卷二《语录二》，第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20] 《黔记》卷四十六《乡贤传》。

[21] 《黔诗纪略》卷三。

[22] 蒋信称：“正学者，心学也”。 他因大倡心学，故被学者称为“正学先生”。

[23] 《黔记》卷四十五《乡贤传》。

[24] 《黔记》卷四十五《乡贤传》。

[25] 《黔诗纪略》卷四。

[26] 《楚中王门学案》，《明儒学案》卷二十八，第628页，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

[27] 《楚中王门学案》，《明儒学案》卷二十八，第632页，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

[28] 蒋信《重建文明书院记》，见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志》。

[29] 康熙《贵州通志》。

[30] 李渭《<渔矶别集>序》，见《黔记》卷十五《艺文志下》。

[31] 《明史》卷283《儒林传》。

[32] 《黔诗纪略》卷四。

[33] 《甘泉学案一》，见《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887页。

[34] 《甘泉学案一》，见《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885页。

[35] 《黔记》卷四十五《乡贤传》。

[36] 《黔记》卷四十五《乡贤传》。

[37] 《黔诗纪略》卷四。

[38] 《黔记》卷四十五《乡贤传》。

[39] 《阳明书院记》，见《黔记》卷四十六《学校志上》。

[40] 《黔记》卷四十五《乡贤传》。

[41] 《黔记》卷四十五《乡贤传》。

[42] 参见陈来《宋明理学》，第294页--29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年12月版。

[43] 《黔记》卷十五《艺文志下》。

[44] 《黔记》卷四十五《乡贤传》。

[45] 《贵州通志》转引《什邡县志》，见《贵州通志·人物志》。

[46] 《黔记》卷四十五《乡贤传》。

[47] 《黔诗纪略》卷三。

[48] 《黔诗纪略》卷三。